马克思是怎么评价太平军的_评论_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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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160年前，1851年的1月1日，拜上帝会众首领为洪秀全38岁的生日祝寿。这一天，在广西金田村的地主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宣称本日为“太平天国元年”。两天后，洪秀全发布檄文，拜上帝会的所有成员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东山大湟江口出发，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史称“金田起义”。从此，“太平军”这个马克思眼中的“魔鬼的化身”，开始了它征战东南、封土称皇的行程，其荒诞不经与倒行逆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奇观。

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创造“独尊上帝”的学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广州的街道上，一个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的男子（约1.78米）正盯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蜡黄的脸上堆满了阴郁。

这个凸颧凹目的30岁男子就是洪秀全。

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在广州花县，本名洪火秀，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洪秀全深得其父洪镜扬喜爱，七岁即被送入私塾念书。

自道光九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接连应试，梦想着一天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然而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应试四次。15年间终日苦读，却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怨毒之火，逐渐在胸中升腾。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如疯似狂。回到家，他终日困兽般地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狂怒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个花县的落第青年，日后竟成为挖开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其实早在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出现。一日闲逛，洪秀全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是基督教徒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一个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马礼逊是个有冒险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1823年，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从那时起，梁发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地搬雕版印东西，而是穿上半土不洋的衣服，暗中宣教，并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梁发写成《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署名“学善者”。

《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圣经》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为梁发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删掉了原书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读者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对儒教也略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而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这是与《劝世良言》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洪秀全捧着《劝世良言》猛读了一通，却完全无助于科考。第四次科场失意后，他病倒了，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

大病初愈的洪秀全在莲花塘村谋了一个塾师的职位，挣点粮食糊口。这期间，郁郁寡欢的他又拿出了《劝世良言》，仔细研读，逐渐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粗略的理论体系。

虽然这套体系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但由于对教义不通，连 《圣经》都没读过，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出有“上帝”的语句来附会自己的理论。

《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唯皇上帝”，但都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相去甚远。而洪秀全却能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上帝。”同时，他大肆编排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次“死过去”其实是去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同时，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派身上。

对这样一个山寨版的“基督教”，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中哭笑不得道：“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洪秀全却不理会这些质疑，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一起，开始紧锣密鼓地把造神当成事业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日积月累，花县地区聚集了不少教徒。

有了信徒，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歌以咏志：

杨秀清急中生智，搭救冯云山

唾沫四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还不遗余力地到处砸孔圣人的牌位。此举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广州开化较早，人民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但在心理上仍然对孔儒推崇备至。洪秀全此举引起了众人的反感，最终导致他丢掉了塾师的饭碗。

丢了工作的洪秀全并不气馁，同冯云山及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踏上了在珠三角地区游走布道的征途。

可惜，几个月的游历除了沿途倒卖笔砚挣了些小钱，传教的成绩很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其中还有不少是冲着可以打折买纸砚而口头表示加入的。失望之余，一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了贵县的赐谷村。之所以选择在此落脚，皆因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引发众怒，仅住了几个月就呆不下去，二人不得不黯然离开了赐谷村。

洪秀全回到花县，仍以塾师的身份混饭吃。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奋笔疾书，写出了《原道救世歌》 《原道醒世训》等文章，内容多为劝人向善的民歌体打油诗。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倒说了一些孔孟之道的“好话”。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难以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了“利用”。

就在洪秀全埋头搞创作的同时，当年选择留在广西的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愈发显著，不仅徒党日多，还有了“拜上帝会”的正式名称。紫荆山是广西最落后的山区之一，岩壑深广，特别适合打游击。

冯云山也是个落第书生，但他却熟读经史，博览百家，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组织才干，在太平天国草创时期可谓最核心的策划者，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洪秀全。

1847年秋，当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时，发现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教徒，十分欢喜。在这些新人中，有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为了扩大影响，冯云山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民间，“甘王”是妇孺皆知的祭祀对象。历史上的“甘王”是五代时的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

1847年10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手持利器，冲入甘王庙，捣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布“甘王”为邪神。

象州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算账，街头突然摔倒了一个十二岁的本地男孩。他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到洪秀全一笔丰厚的赏赐。

得意之余，洪秀全等人接连开展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四处寻庙找像，一经发现，便予以捣毁。广西迷信这些“神圣”，当地人发现毁庙者没有遭到报应时，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选择了加入“拜上帝会”。

然而，砸庙终究还是砸出了事。1847年底，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逮捕了冯云山。很快，冯云山的表兄卢六又纠集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王作新不依不饶，向桂平县县衙告状，称冯云山非法集会，结盟惑众，捣毁社稷神明。作为主控方，王作新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共建筑在清朝确属犯罪。冯云山和卢六被押解到了官衙，“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

洪秀全返回广东，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请愿。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耆英承诺过允许信仰自由，那么释放冯云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可惜，现实永远不像官方允诺的那样美好。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看穿了事实的真相，他挺身而出，拯救了拜上帝会。这个人就是杨秀清。

杨秀清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多亏伯父抚养长大。成人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极其困苦。他身材矮瘦，胡须稀疏，且瞎了一只眼睛。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

冯云山被羁押期间，拜上帝会人心涣散，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848年3月3日，心急如焚的杨秀清突然自称“天父”附体，玩起了降神的把戏。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又猛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也稳住了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依葫芦画瓢，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同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同时，杨秀清主张以行贿为主，组织营救冯云山。他下令烧炭的教徒，每卖一百斤木炭就抽一部分炭税上缴“圣库”，叫做“科炭”，作为营救冯云山的专款。

5月，桂平知县在收受了杨秀清的贿赂后，以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为由，派差役将其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随后便被开释。冯云山的成功营救被视为太平天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杨秀清，此时的太平天国或许已经夭折。因此，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后，在“科炭救冯”中有名的人都官升一级。

“来土之争”点燃金田起义

事定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对杨萧二人犯了难：如果承认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不疑，也就意味着这二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搞不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觉得杨秀清和萧朝贵当时也没什么野心，洪冯二人便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和“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人的“下凡”。

到了1850年，洪秀全在拜上帝会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也知晓些治病偏方，逐渐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也举族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保障。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迁延日久的“来土之争”成为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一直以来，在广西的部分地区都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的人；所谓“土人”，主要指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支持“来人”，也有些支持“土人”。

广西作为“化外之地”，民间械斗一直很流行。特别是在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和湖南的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又经常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经年累月，无数的人便死于这种大规模的仇杀当中。

在此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从1850年7月开始，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扶老携幼，奔向了金田村。人潮涌动，清朝的地方政府却不以为意，没想到这些人会造反，以为他们只是逃难。

拜上帝会却看准了时机，一边在韦昌辉家开炉炼铁，铸造兵器，一边通知各地会众云集金田，准备起事。与此同时，洪秀全宣称将降下瘟疫，唯有信教者可得救，杨秀清亦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只有坚信我的人才能得救。

1851年1月11日，趁着给洪秀全做寿，金田起义爆发。一万多人云集在金田村，举行拜旗仪式，倒在地上的太平天国大旗奇迹般地“自动”竖起，迎风飘扬。当然，这也是起义策划者们精心导演的。

拜旗仪式过后，群情激昂，在洪秀全的带领下，教众们前往犀牛潭，这里储存着隐藏好的武器。神秘的宗教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当许多人还没有掂量清楚大刀与锄头的区别时，大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起初，一些人还是有悔意的，这在后来李秀成的自述中有明确记载。但队伍开拔后绕了几百里，许多人找不到返家的路，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走了。

自此之后，太平天国可谓势如破竹。陷安庆、攻武昌、克长沙，短短两年时间便打入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而后他们又大举北伐、西征，先后两次攻破清军封锁线，江南大营，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很快便落入太平军手中。长期以来，清军将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太平军战斗力这么强？原来，洪秀全给每一个太平天国的将士都描绘了一幅所谓“小天堂”的目标，即：将来造反成功，你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过天国一般的生活。用这样的精神鸦片来吸引他们，自然有不少人愿意放弃一切，全力追随，毕竟，对乌托邦的幻想存在于每一个国人的内心深处，从来就不曾消失过。然而，天堂并不属于每一个人，那些喊着解放农民的动听口号的领袖们在坐上了龙椅后，迅速成为了等级分明的官老爷。就这样，一个具有摧枯拉朽之势的政权，就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陡转直下，迅速地衰落瓦解了。

举义时，眼睛雪亮，永往直前；入京后，尘埃蒙眼，生活糜烂。唯一和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一次起义军“与时俱进”地嫁接了一些西洋的舶来词，包装出一个天国的幻想，但其实质却并没有丝毫改变，用钱穆的话来说便是：“他们只知援用西方基督教的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

太平天国运动既不反帝也不反封建

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得知大清国的南方省份发生了“革命”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然而仅仅过了12年，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未灭亡），马克思就在《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到恶毒诅咒，反映了马克思对东方古国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客观而敏锐的准确判断。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也经历了一个由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的《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的孙中山，在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史后指出：“洪氏之覆灭，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然而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太平天国运动被粉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这无疑严重背离了历史史实。1858年，英国军舰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将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希望和洋人携手灭清。此后，以洪秀全为首，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深居简出的洪秀全甚至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同洋人撕破脸的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不时跟英法联军统领戈登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并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仅1862年4月一个月间，上海的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子弹18000余发。天京（南京）被围期间，洋人更是不断供应粮食、军火，甚至鸦片。由此可见，所谓“反帝”云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反封建”亦无从谈起。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而洪秀全却有88个之多。至若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政府来有过之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官方文件统计，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200多人，出身得以查证的一共50人，绝大多数是地主、商贩，真正农民出身的只有14人（还包括富农）。同时，太平天国对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丝毫没有对农民的尊重，又何谈“农民革命战争”？也许，还是梁启超的一句评价鞭辟入里，道出了实情：“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