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
本文原载于《党史博览》，作者：刘岩，原题：“文革”时期看张春桥有多阴险狡诈？
张春桥充任“钦差大臣”，与姚文元在济南搞两面手法
1967年2月3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康生等人的授意和支持下，窜到济南夺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旋即，中央文革向济南军区发出了所谓“四个支持”的指示，即“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结合’、支持三大左派组织”。
济南军区党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对“文革”很不理解，但出于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基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组织纪律观念，对王效禹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和支持。军区党委确定，司令员杨得志分工参加省革委“三结合”，政委袁升平分工抓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支左指挥部”，全区抽调十几万名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这对稳定山东当时十分混乱的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革”初期“靠边站”的地方领导干部，大多被解放出来参加了“三结合”工作，分裂的群众组织联合了起来，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逐步恢复。
但是，这种局势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王效禹一伙破坏了。王效禹把群众组织划分为“革”与“保”两派，亲一派，压一派；把解放干部出来工作，说成是“走资派复辟”；把“三结合”的革委会，说成是“大杂烩”，要“踢开”“砸烂”；把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说成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济南军区党委与王效禹的分歧日益严重。
正在这时，江青等人在北京进行反所谓“二月逆流”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王效禹一伙据此立即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逆流”运动，把矛头首先指向了“支左”的解放军。“揪出保守势力的黑后台”“拔掉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杨得志”“打倒杨国夫(参加省革委‘三结合’的军区副司令员)”等大幅标语和大字报，贴满济南和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因此，济南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电报，对王效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
4月30日，张春桥、姚文元声称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达济南。他们宣称“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们下飞机后不住军区招待所，也不住省革委会宾馆，而是就地住在飞机场。
我当时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和军区机关的广大干部心情一样，对张、姚“一碗水端平”的表态信以为真，以为他们会秉公执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军队与王效禹、社会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
张、姚住下不久，假惺惺地召集军队和地方的代表开座谈会，听取双方意见，并坐车去街上看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在街上看到拥护解放军的标语后，原形毕露，情不自禁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是‘老保’贴的！”陪同视察的袁升平政委回敬了他一句：“左派就不应该拥护解放军吗？”张春桥听了满脸不高兴，并怀恨在心，这成为他以后整袁升平的诱因。
在安排他们的活动日程时，张、姚自己提出分工：张春桥重点做“支左”解放军的工作，姚文元重点做两派群众的工作。军区党委尊重他们的意见，很快安排驻济南机关、部队的排以上干部集会，请张春桥讲话，希望他能从军队与王效禹、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团结的愿望出发，发表双方都能接受的有利于问题解决的高见。
但是，张春桥向“八一”大礼堂里的1000多名军队干部讲的完全是王效禹欣赏的那一套陈词滥调。他大讲解放军要如何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介绍上海如何亲造反派、爱造反派、保护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如何分化保守派、瓦解保守派、打垮保守派、消灭保守派的经验。他要求“支左”的指战员要“掉屁股，转弯子”，要“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的讲话，在军队极少数人员中起到了煽动作用，导致军队内部出现分裂现象，局势更为复杂。
张春桥的这次讲话助长了王效禹的反动气焰。两天后，他就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镇压一派群众的“五七”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在做两派群众工作的幌子下，决定在5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但是，王效禹一伙按照张春桥介绍的上海对付“保守派”的经验，听报告的入场票只发给造反派，不发给保守派，这就引起了相当多群众的不满。从5月6日开始，陆续有人到省革委会去要听报告的入场票。王效禹设置圈套，诱使领不到票的一派群众，于当晚大量拥入省革委会大院。王效禹同时派人混入院内，胡写乱画，打砸器物，伪造现场，栽赃陷害要票的群众。5月7日凌晨4时，王效禹派出宣传车，宣布进入省革委会大院要票群众的行动，是“冲击省革委的反革命事件”。同时调集数万造反派，包围并冲入大院强行驱赶要票的群众，有近万人遭殴打。他们勒令每个人口衔稻草，高举双手做投降状，进行人身侮辱，并把300多人非法逮捕关押。
王效禹还企图把要票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公开予以取缔。他拟出文稿，要求以济南军区与省革委会的名义，联合发文宣布。军区党委认为这不符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对待和处理大型群众组织的规定，拒绝签署。同时，杨得志与袁升平迅速找到张春桥、姚文元，请他们对此事表明态度。张春桥既不点头，又不摇头，板着面孔耍滑头说：“再考虑考虑。”其实，就在王效禹用棍棒驱赶进入省革委会大院要票的群众后，张春桥便紧握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贺，姚文元跟着帮腔：“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张春桥因四川会议放电影之事责令我和中办秘书写检讨
1972年3月，中央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的领导人员来京，在政治局直接领导下召开四川会议，解决四川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的问题。会址确定在京西宾馆，会务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和总政治部各派出一人承担。中央办公厅派出的是一位河南林县籍姓许的年轻人（我称他小许），总政治部确定派我参加。
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午夜2点，在总政大楼的办公室里，当面向我交代了任务。他说，上班后你就去京西宾馆报到，工作任务主要是作记录、写简报。实际上，我和小许两人除了作大会小会的会议记录，每天写一期会议简报外，还要安排与会人员的食宿和文化娱乐活动，布置每次开会的会场，向有关方面转达与会同志提出的其他问题。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每天连续进行，不过星期日。我俩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写简报，8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都难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