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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Chico 2014-10-10 23:51
周瑞金期望，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反腐败工作将更强调按法律来惩治腐败，只有通过制度反腐，以此彻底终结腐败。 原标题：皇甫欣平：终结腐败 编者注：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之一周瑞金先生，10月9日晚，给凤凰网发来署名“皇甫欣平”的最新长文《终结腐败》，探讨如何从制度根治关系中共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 “皇 甫欣平”在文章中称，当前这场反腐运动可算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历时最长、强度最高、范围最广的一次反腐行动，特别是延伸到历来较少曝光的军队高层。他 分析，短期高烈度高密度反腐的目的和作用是打破现有固化的利益链条，震慑特殊利益集团，赢回民众信任和信心，树立执政党形象和改革者权威。 但如何终结腐败？“皇甫欣平”认为最终要靠制度建设让人不敢贪，技术手段让人不能贪，改造思想让人不想贪。 “皇甫欣平”预计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成为这场反腐运动的转折点，“反腐大概率会转入更加注重长效机制和制度建设并重的阵地战和持久战阶段”。 凤凰网全文刊发： 腐 败问题始终是困扰着当下中国的重大忧患，高层反复表示，腐败问题关系到中共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矛盾的根源很多同腐败有关，普通百姓对官员 腐败更是深恶痛绝。如果能够根治腐败，那么大多数的社会矛盾都可能化解，国民的凝聚力、社会的和谐度以及政府的合法性也将大大提高。 一、反腐闪电战 现 在我们大致应该能够体会到，什么叫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了。今年1-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2953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4.7%。而从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闭幕到现在，已有48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违法违纪遭到调查，其中包括3名副国级、2名十八届中央委员、3名候补中央委 员。如果按现在的速率的话，差不多是两周下马一个副部级以上官员，现有的副省级及以上官员(包括军队和企事业单位)是大概5000人左右，你可以算一下 “坏账率”和“替换率”。 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6月，有包括两名副国级领导人在内的六名高官密集落马。新华社就此发表猛评：“一 天打四虎，中国共产党以特殊的方式迎接自己的93岁生日，也向人民昭示，不管大老虎、军老虎、老老虎、病老虎，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不但要摸老虎屁股，还 要把老虎关进笼子……”。还有就是7月末宣布的震惊中外的周永康案。 众所周知，腐败是一种瘟疫，人类已经无法把它控制在经济上有效率的范 围之内。一旦容忍腐败，它就会侵蚀社会的肌体以至灵魂，瓦解公正和信任等基础价值理念。腐败的本质是公权力私用，目前阶段最常表现为权钱交易。而掌握权力 的就是官僚集团，如果不设法驯服和规制官僚集团，无论实施什么政策，都无法避免小集团瓜分财富、多数人利益被剥夺的局面。 一个一个腐败案 件实际上大多都是在重复呈现同样的故事。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30年来中国一直奉行政府主导和推动型的经济发展，而商业的高速增长需要众多要素的有效结 合，结合则需要一些所谓的“润滑剂”和“粘合剂”，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的“大推进”战略下存在GDP 锦标赛和国企垄断这些强有力的催化剂的环境中。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过程(年均10%的持续GDP增长)中，最具操控力的各级官僚成员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私 人利益需要得到照顾。这跟党性无关，而是人性，官员也是人，每个人都有马斯洛需求中的较低级的部分或者基础需求要得到满足，就算他们没有，他们的亲属和其 他特定关系人也会有，毕竟谁都不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而满足这些需求的最便捷方式，就是通过权钱交易和设租寻租来实现。 所以土地、房 产和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是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企业上市并购，则是常见的利益输送管道，所以经常有人会说“哪里有建设哪里就有 腐败”。还有更加恶劣的则是买官卖官，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构建特殊利益集团。久而久之这些官员在灰色地带呆久了，也已经习惯到无法回头，越过了阀值，就变 成了黑色的死亡肿瘤，最终只有数量级的区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当河里面捞出几条死鱼时，你会说是可能是鱼病了，当捞出成千上万条时，你觉得那可能是水 的问题了(制度问题)。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不论是英国美国，还是韩国日本，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特定历史阶 段中，不为此付出高额的贪腐成本(此外还有环境成本)。 吕晓波曾经建构了一种政府角色、经济发展与官僚纪律之间关系的类型学。如果一个社 会有廉洁守纪并且富有效率的官僚系统，（1）如果它奉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就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型社会(比如二战之后的日韩)或国家社会主义 一再分配型社会；（2）如果它奉行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就会变成规制型社会或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社会。反之，如果有腐败乱纪的官僚系统，(3)如果它 奉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即会变成一个“新传统主义行政国家”(也就是“四旧”披上新外衣的官本位社会)或者是“分赃式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以再分配 的名义为统治集团谋福利的社会)；4)如果它奉行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就会变成世袭寡头型国家或分赃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权贵主义)。 这 个分类未必完全准确，但确实有一些启发性，如果硬要对号入座的话，这个体系从它取得的绩效和目前的表现来看，客观上说，一开始它也许是同增长相兼容的，但 经过30多年的时间，它可能正在经历从形态1)到形态4)的不断蜕变。一个明显的例证或者说悖论就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有着大量的国资和国 企，但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贫富分化过程(类似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基尼系数从0.17上升到接近0.5左右。考虑到中 国式原始积累令人瞠目结舌的速率，那么不难推断出：在土地(包括矿产资源)、国企等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过程中一定存在有重大的漏损，而这种漏损的大部分可能 都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这意味发展型腐败(即所谓的润滑剂式腐败)可能已经全面恶化为掠夺型腐败和垄断型腐败(即赢者通吃)。 这就非常 危险了--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就是“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更准确的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所以进一步看，反腐的对象貌似官僚体 系，但官僚体系的背后是利益集团。从落马官员不断上升的犯罪金额数量和越来越高的层级来看，这些集团攫取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正在不断快速上升过程中，很 可能这些集团业已成为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最强大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利益集团早就已经盘根错节，从目前的公布的一些重大案件来看，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 的党政大员、地方黑社会势力、部分代理人性质的民企、垄断性央企，横跨能源、交通、宣传、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并深入国家政法纪律部队甚至武装力量。 目 前反腐行动正在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和深化，拔出萝卜带出泥，结果泥里还有大萝卜，而这又带出更多的泥和更大的萝卜。感觉执法者有点像陷入群殴的境地，他们不 仅仅是非常辛苦，而且处身于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一方便要保证自身队伍的毫无瑕疵，“打铁还需自身硬”；一方面还要去甄别笑脸相迎的支持者背后是不是都还有 各自的时刻表；更得积极响应来自民间对“打老虎”越来越高涨的期望和诉求。当然这一方面会形成巨大的民意推动力，但有时也可能会令情况失去控制。在这个开 放年代，预期管理非常困难，也益发显得重要。另外从技术角度看，打群架致胜的诀窍是先集中火力放倒一个，形成强大威慑和有效分化，否则等对手回过神来，形 成联盟再七手八脚一拥而上，就有点麻烦了。 不管怎么说，即便还远未结束，这大概可算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历时最长、强度最高、范围最广 的一次反腐行动，特别是延伸到历来较少曝光的军队高层。官方的口号包括“反腐进行到底”，“全天候反腐”，“反腐无禁区，打虎无死角”，“苍蝇老虎一起 打”，这种决心终结腐败的信号释放是很非常强烈的。短期高烈度高密度反腐的目的和作用肯定是打破现有固化的利益链条，震慑特殊利益集团，赢回民众信任和信 心，树立执政党形象和改革者权威。目前看来攻坚的重点依然是通过“斩首行动”来袭击核心利益集团并连根拔起他们的“朋友圈”，全中国以至全球都正在密切关 注着情况的最新进展。 二、治标：群众路线与反四风 治标当然是与时间赛跑，这一轮治标 是从群众路线和作风改进开始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对中国官僚体系做出了堪称史上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 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 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些批评直指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工作效率和工作态度。 2012 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整风随即开始。应当说这次整风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远超预期，并不惜重拾毛泽东时代的 形式。在各级党委的常委层面，开展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做一是提醒领导干部，务必牢记权力基础来源于群众，心里要有群众；二是政党内部要 做到互相监督，相互揭短，威慑那些可能有着自己日程表的各级党政大员。人人都要过关，各级干部公开作出的各种承诺有一定约束作用，届时如果整改不力，兑现 不了，就有可能被惩处，可谓形势逼人。 一年多来，包括中纪委三次全会公报在内，先后已出台15个文件通知，以“禁”“严查”的口吻砍除公 务员的灰色利益，这些规定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15道禁令推出的时间，大多集中于2013年7月份之后。据不完全统计，15道禁令所消 除的“灰色利益”包括豪华超规格办公楼、党政机关文艺晚会、会所歪风、企业兼职(任职)、一般公务用车、殡葬敛财、摊派党报党刊、会员卡、公款旅游、公款 宴请吃喝、公款发放赠送月饼年货烟花爆竹等节礼、公款印刷赠送贺年卡、公务接待使用鱼翅燕窝或香烟高档酒水等。 各级部门还把减少“三公消 费”制度化，制定了勤俭节约的具体规定。2013年10月31日，国务院规定政府各部门不得安排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的出境考察或培训，不得在风景名胜区 举办培训；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12月8日中央又公布了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 于公款吃喝做出了各种限制；年底财政部发布了党政机关临时出国、培训、会议费等方面的具体标准的规定；今年1月7日，财政部规定所有部级以下官员出行不得 乘坐商务舱或住套间。 对于社会关注度很高的官员待遇问题，2013年12月11日中纪委网站称，将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 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一方面规范在职领导8项待遇，抓紧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警卫、公务接待、福 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其中重点提到了秘书和警卫(也是关键的身边人)这两个方面，要求不能随便配秘书，尤其是专职秘书；也是不得任意扩大警卫范 围，尤其是不能随便交通管制扰民。而在住房方面，则推行官邸制和周转房。为高级干部配置官邸，家人可以在高级干部任职期间一起居住，一旦该官员离开，就应 该及时腾退，由继任居住。对于中级干部则配套异地任(挂)职的“周转房”制度。官员异地任职时，在当地安排的住房可以住，但不能买卖，离任了要交出来。另 一方面，对于老干部退休后的待遇问题，也有了明确规定。预计“退休但不降待遇”的老问题终于将成为过去式。 这些都是治标的规定动作，有人 会怀疑是不是形式主义，我们则认为形式也很重要，照着做久了，常态化了，形式也就变成了实质。确实经过了不到两年时间，相信各级官员和普罗民众都能同时感 受到党风、政风的众多改进，不良的官场文化在逐渐消退。相信再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坚持，将来会出现官本位变成民本位的变化，公务员将不再是特权阶层，为官 不易可能将成为新常态。 三、治本：七位一体的制度笼子 在抓人和整风两者治标的同时， 治本也在进行中，治本的关键在于有效设计制度的笼子。国家廉政体系理论认为，廉洁社会的实现有赖于所有廉政支柱，包括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 关、审计机关、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等共同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中国式传统反腐的痛点和难点在于“中央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中纪委监督太晚，群众监督太 难”。 考虑到现阶段中国人特有政治诉求包括以下特征：德治优先于法治，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 题优先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张明澍)。所以当下制度建设的核心就应当是顺应民意，阳光化权力并实现异体监督，然后逐渐通过反腐败立法建设，以及独立的司 法来实现长治久安。因此行政阳光化和可问责是当务之急。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视为改革的总目标，其中含义隽永，笔者预期在不久的将来，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标志性工作将很快全面展开。它们都具有类似的原理和效力(公开和制衡)，这包括但也不限于： 1) 事前：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约束设租寻租。中国政府为了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拥有大量的决策权、执法权、审批权、处罚权等权 力。仅各级政府掌握的行政审批权就有数千项之多，而且很多权力其实是由地方或部门自行制造，本身并无法律依据。一方面各级政府掌握庞大的权力资源，另一方 面对这些权力的监督制约整体偏弱。公共权力面广量大，由于制度变迁、机构改革、人事变动等原因，某些权力有可能被忽略甚至遗忘，而实际由小集体甚至官员个 人自行掌握。事实证明，这些处于监督盲区的公共权力，最易沦为腐败“温床”。而借助这些权力进行寻租和设租历来就是官僚体系权力变现和交易的主要实现形 式，与腐败一墙之隔。所以无论是站在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角度，还是从提高执政能力建设角度上考虑，都应该探索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机制，加大权力公开的力度。 目 前正在推行的权力清单制度就是推动权力公开运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重要举措。目前的权力清单主要包含了权力名称、权力依据和行使规则等前端信息， 今后还应继续向权力运行的后端延伸，即公开权力过程和权力结果。唯有完整地公开才能使公众不仅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真正发挥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作 用。 还有就是“负面清单”，广义上讲“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领域不开放，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 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各类主体均可自由平等进入。政府管理模式从以前容易滋生寻租设租腐败风险的正面清单(例如几乎全军覆没的国 家能源局案例)转向负面清单，这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是从0到1的重大且不可逆的变化。这将从根本上重塑政府的行为，并真正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改 革的方向就是大幅度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实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就根据前面的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 会全程公开。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可以确信，这两项关键制度的建立和配套实施，将终结历史上一再出 现的“收权放权”循环怪圈，彻底治理和最终牢牢约束住各级政府闲不住和常常乱摸的有形之手，抑制住权力寻租和审批腐败。同时打破民间资本和政府官员的复杂 利益纠葛，治愈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政府的极度依赖)。 2)事中：公共财政法案实行过程监督。财政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民主是借鉴英国百年“光荣革命”和美国“进步时代”改革的最重要成果。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传统国家建构完成向现代国家建构的转型，都是由财政税收领域起始的，中国应该也不会例外。 如 果要约束政府的行为，就从财政预算上约束，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让群众能看懂、社会能监督？提高透明度是最有效的途径。财务一旦公开，权 力的运行就暴露在阳光下了。预算公开本质上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不透明的政府，是无法 监督的政府，无法监督的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现代化的治理就要求逐步将各级政府财政运行从黑箱中逼出来，使其有形之手暴露于阳光之下。 下 一步围绕建立透明预算制度，要增强预算的完整性，完善全口径预算(常规预算、国有资本、基金收入、社保基金)；除涉密信息外，进一步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 容、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和内容，到达具体明细科目等细节。还要通过立法要求政府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便于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行为进 行动态跟踪。而这也就要求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财政预算审查职能，将预算支出作为人大批准预算的主要目标，确实强化立法机关对政府的约束和监督，加强对预算 程序的监督，合理、充分行使对预算的修改权和否决权。特别是重大事项要进行听证，重大情况要让老百姓知道，重大问题让老百姓讨论。这将把每一次重大项目的 决策从暗箱放到台面上。这样很多的形象工程，例如豪华的大剧院就不会仅仅凭主要领导的“一支笔”就可以开工，一旦上网公开，相信谁也不敢轻易签这个字。 当 务之急就是加快通过《预算法》修正案。预算法准确地说就是政府支出法，是约束政府花钱的规矩。预算法不仅是上级政府管理下级政府的工具，更是人民对政府支 出的约束。它是约束和监督政府行政行为的制度规则，更是构建和塑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法律依据。毫不夸张的说，预算法是当下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改革的核心交汇点，关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运行效率、关涉民生改善、关涉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调整梳理。今年8月通过的新版预算法显示出了更多的进步主义姿 态，开始真正具有现代化的公共财政法案的某些雏形和要素。可以预见，包括预算法案在内的系列公共财政法案的修改通过，将昭示着中国公共财政改革的大步迈 进，它会有效的扬弃GDP锦标赛，使得政府真正看得见，可以监督，可以问责，并转向为服务型、民生型和发挥更好作用的政府。推进民主理财，全面规范、公开 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将标志着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在关键环节上的双重启动。它提供的全过程监督必将使得工程腐败、建设腐败受到最强力的抑制。 3) 事后：增量阳光法案进行结果控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以增量带存量的中国式阳光 法案的雏形。常识告诉我们，“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反腐不如防腐，而防腐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阳光化--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将有利益瓜葛的官员财产公之于众 接受监督。既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章上宣称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什么不能公布财产呢？出于众所周知的理 由，这个问题是有明显路径依赖的，早解决早受益，设想25年前就执行增量改革，现在的局面就不会如此被动。而且如果这个历史遗留包袱的存量积累越来越大， 则越拖越棘手，并具有定时炸弹的性质。 与其在一步到位的民众愿望和阻力如山的现实中间停滞不前，不如退一步从各方面都能有基本共识的地方 做起。与其在过高的标准上难于启步，不如看准大方向后，先开枪再瞄准。与其继续坐而论道，争论不休什么赦免、宽容与和解，不如现在就实行各方都能接受的方 案。所以现实的态度就是从增量做起，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普遍经验，也就是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原来笔者以为这只是 从新任职的处级干部或者新科的公务员开始实行，那么从这些人开始，新的约束条件也就能建立起来，也就意味着20-30年后，当他们成为高级官员甚至决策者 时大概率都应该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这点时间对于一个励志伟大的国家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但现在看起来实际执行力度会更大，因为它是从新提任(新后备)的 干部就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如果现有官员从任何目前官阶往上提拔的话，他都会受到这个阳光法案的约束，例如从正部上升到副国也得满足这样一个约束条件，这会 使得原来的存量也都一并进行管理了，除非这个官员永远不打算升迁。这就像上海目前试点的房产税一样，名义上是对增量收取，只要你不交易就理论上不会被课税 (成本太高)，但如果你要进行任何一套的交割，则可以对你名下的所有的房产都进行房产税征收，如果不交税则不予交割。一些基层的反馈显示，部分试点地区已 经在根据拟提拔的干部的家庭资产情况来进行候选人的甄别和筛查了。 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放弃了一日建成罗马的目标，改成在若干年内逐步渐进地 有序实现。既消解了既得利益，又避免了疾风暴雨，做到了润物无声。一旦成行，就会形成结果控制(刑法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会成为对腐败的最大制约。它 同时也是无声处的惊雷，切勿低估它的严肃性和作用力，回想下前面提到的那个“替代率”，虽然无法精确测算，但这个法案净化官僚体系的速度一定比期望中要快 得多。 4)审计监督：这也是事后监督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国家治理中，审计实质上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内生 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在《世界审计组织战略规划(2011-2016)》中，明确要求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在坚定反腐、加强问责、促进 透明、强化良治方面不断努力，以展示各国最高审计机关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审计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财务数据上的可疑线索。刘志军 案就是由审计署发现的线索“牵”出来的。2013年全年，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共审计15万多个单位和政府部门，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经济损失4500多亿元， 移送2400多件违法违纪案件线索至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特别是今年6月16日到25日，审计署连发17份公告，移送至2014年5月已办结的35起 经济案件和事项、中国烟草总公司等11家国有企业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国家发改委等37个中央部门单位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 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仅11家央企2012年财务收支审计，就对19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32人(人民网)。 5)考虑到前述三项制度建设的渐进性，当下体系内的中共各级纪委仍然会是中国反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方面包括以下五项制度升级和优化： A) 提级管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中共十二大 正式确认了纪委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但实际上纪委仍主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这成为影响其工作独立性的最大障碍。以前各级纪委书记发现了线 索，都必须向同级党委一把手汇报，对方同意后才查处。如果一把手想瞒报，上级也不知道。现在显然这种方式不行了，必须同时报给上级纪委，隐瞒难度加大。另 外开始执行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同级党委一把手说了不算，而且“上级纪委”还放在“组织部门”之前。 B) 巡视组：强化派驻监督和完善巡视制度。以前中纪委的纪检组，都是派驻到国务院系统的政府部门，比如教育部、公安部等，而在党务部门比如中组部、中央统战 部、中联部，除少数特例外，还都没派驻。现在则是要全部派驻或者全面巡视(包括增加专项巡视)，包括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巡视监督范围内， 谁都不例外；对于巡视工作发现的重点线索，责任到人、逐一核实，做到件件有着落，对违纪违法的，及时报告、及时移交；同时创新性组建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 授权，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有助于提高巡视质量和实效。 C)权力制衡：重点是 要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党政一把手)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首先是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减少其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一把手确实会管宏观，但是 没有具体事权，想绕过副手很麻烦；同时降低一把手对同僚晋升时候的影响权重，就算副手拒绝一把手的不合理要求，至少不能直接处理意见不同的副手，形成班子 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 D)廉政问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要领导对本单位的反腐问题负责，如果下属腐败频 发，其必然脱不了干系。如果发现一把手在此类问题上有失职，那么就要采取倒查的办法予以追究，而且一是要追究到个人身上，绝不能以集体名义敷衍了事；二是 终身追究，即不管其将来职位如何变动，都会要追责，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终身追责一样待遇。 E)选拔标准：用人选拔则是源头控制。2013 年底通过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强调重用四种人，即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 招的；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同时首次明确若有以下六类情形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群众公认度不高的；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 的；有跑官、拉票行为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其他原因不 宜提拔的。 这些措施也是多年摸索和磨练的经验积累，而且有自己的逻辑，例如如果上级有效监督下级则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为什么效果还是差强 人意呢？因为下一级官员往往是上一级官员亲手提拔起来的，所以又要分散主要领导的人事权和决策权，还要配合派出巡视制度，同时还得要前置通用的选拔标准， 还要实施“连坐”性质的问责制度。但是仅仅依靠内部风控难以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这已经在一系列重大腐败案特别是“一锅端”的窝案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中国的 党纪国法之网不可谓不密，执行法纪的部门不可谓不多，但为什么仍然问题频出呢？特别是如何才能彻底防止出现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 殊领导干部？问题的根源显然是同体监督，内部制衡和暗箱操作。只有异体监督，外部制衡和阳光操作，才能真正做到事半功倍。 6)异体监督。 所以除了体系内的办法，更需要依靠社会和民众的监督。尤其是在目前的权威体制下，如果没有足够的反馈机制就会发生方向性的偏差。正如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窑 洞对”中所指出的：“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体系外监督包括媒体舆论(目前多数还是以打落水狗为 主)，特别是网络监督。根据民意调查，腐败一直位居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中的前列。要知道贪污的赃款是老百姓和纳税人的钱，是民脂民膏，因此与每个人都 有关系。对官员的监督必须上下结合，形成一种浩大气势，使腐败者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和全民公敌。 特别是在群众主体性和网络公开性等导 致社会监督的主体力量和技术手段都已经日益具备的前提下，作为现代政治的最重要监督力量的社会监督通过网络技术的放大，已经成为了最为直接的民主监督力 量，新的社会契约正在逐渐达成，这有别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其实微博微信已经使得部分官员“被公示”，众多“表哥”和“房姐”的落马就是很好的例子。官方 应该回应和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有效的网络反腐原则就三点：一是对网络上举报的要及时查处；二是对失实的要及时澄清，把内部查处结果进一步透明化，既是对公 众交代，也是对相关官员交代；三是对诬告陷害的要追究责任--网络举报大都是匿名，这也算是对网络举报的一种必要的约束。贯彻这些原则的体外监督会使得政 党与社会之间会形成了一个联合互动的净化机制，社会监督将有效配合上述权力清单、负面清单、预算公开、财产公示等阳光化制度，帮助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 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这其实也是群众路线的有效实现形式之一。 7)法律监督。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因进入深水区而难于推进的中国司法改革已被提至改革日程前列，其中的核心就是司法独立。要尽快进行《反腐败法》立法，反腐 处分未来主要依国法办理，党纪只能对本党内成员的约朿和处分，不能作为反腐的法律依据。加强检察院在监督官员方面相对于纪委的独立性，保障法院依法审判时 相对于政法委的独立性，促使反腐模式从党内主导转为司法主导。 这就要求在人民法庭探索建立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做到谁审理、谁裁判、谁负 责，确保权责统一。加强审判活动监督管理，深化司法公开，要立足人民法庭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多、审理的案件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大力推进庭审 公开、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扩大信息技术在司法公开中的应用，防止产生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确保司法权依法规范公正运行，提升司法 公信力。去年山东法院对薄熙来案的审理就可圈可点，特别是其中微博直播等做法，多少为中国的司法公正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标杆。最高法院也要求自2014年1 月1日起，各级法院应当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将符合条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布。 法律监督方面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就是美国也 帮着中国一起反腐，而且还应该掌握着不少关键线索和情报。例如近期美国监管部门已扩大了对大型银行在亚洲招聘行为的调查，SEC在2014年3月初，向包 括瑞信、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瑞银在内的一些公司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提供在亚洲招聘方面的更多信息，调查这些银行或其雇员是否招聘了与业务有关联的政 府官员的亲属，从而违反了美国的《反贿赂法》。这方面国际媒体爆料不少，警示作用也正在凸显。最新的进展是，在刚结束的第六轮中美战略对话的成果中包含以 下执法合作内容：美国更新中方在逃人员名单，并优先处理现有案件。双方重申在二十国集团所作打击外国商业贿赂、拒绝提供安全庇护和资产返还的承诺。 有 理由相信，这种七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应该就是所谓“制度的笼子”的最坚固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增强的可行路径和最佳实践，它能够有效发掘 和充分调动政党内部、国家制度、市场秩序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的各种正能量和积极性，并进行有机结合和互动，这将促使最终形成正反馈系统，一定会有利于腐败 问题的彻底根除和政府治理水平的快速提升。 四、三项技术保障 标本兼治的反腐，除了有 决心、有方法、有制度以外，还要有充分的技术手段保障。中国即将进入更加精确的“数目字”管理阶段(黄仁宇)，执法系统将有能力全面获取关于居民财富的存 量信息，特别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一旦关键数据库完成并且实行全面联网，则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将永久高悬于腐败者头上。这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技术支持： 1) 不动产登记。所谓不动产是指不可移动的物，比如土地以及房屋、林木等土地附着物。不动产登记是建立物权制度的重要基础。物权法草案经多次审议、反复修改， 最终确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2013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中明确要求：2014年6月底 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现在已经7月了)。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土资源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土地、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 基本做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2014年5月8日国土资源部正式挂牌成立不动产登记局。同时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 台，实现不动产审批、交易和登记信息在有关部门间互通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并推动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显然房产登记和 联网系统是真正的大杀器，因为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50%-70%是体现在房产上的(160万亿左右)，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仅将为房产税的开征奠定基础， 同时也能为反腐添上一柄利刃，所以王石也说对房地产的最大调控就是反腐。 2)海外资产登记。随着对外开放度不断加深，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 产、负债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不少贪官和富人担心，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安全，十年前都玩起裸官和移民潮。有媒体披露，中国居民海外存款折合接近30万亿 人民币，海外资产和投资可能还要加倍。2013年11月22日国务院签发第642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申报办 法规定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范围为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以及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状况。要求拥有海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 人，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申报相关情况。如未按照规定进行申报的个人和机构，由外管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给予处罚。决定自 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2013年4月2日，俄罗斯发布的针对官员申报个人财产的总统令，要求本国高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3个月内关 闭他们的海外账户并出售海外资产，否则将被解雇。 3)全球税收情报交换系统。实际上国外也在进行类似的行动，这会对中国的努力形成配合。 这主要是指：全球税收情报交换系统以及相关的《全球账户税收合规法案》(GATCA)。为打击跨国避税行为，遏止恶性税收竞争(特别是税基侵蚀利润转移 BEPS)，经合组织一直希望提高国际税收信息透明度，并打造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新秩序。2014年2月13日，OECD发布了全球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新标 准。该标准要求世界各国间进行自动的系统化税收情报交换，这将使得纳税人居住国与纳税人账户所在国自动分享纳税人在境外金融机构账户内的各类财务信息。6 月6日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和巴西、中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共同签署实施该标准的国际协议。经合组织表示将进一步细化实施规则，并提交2014年9月的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预计将于2017年生效。基于这项标准产生了两个重要事件和影响： a)美国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 案》(FATCA)。该法案规定若美国纳税人个人或机构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总价值达到一定标准(个人5万，机构25万美元)，该纳税人将有义务向美国国税 局进行资产申报。同时，FATCA要求全球金融机构与美国国税局签订合规协议，规定海外金融机构需建立合规机制，对其持有的账户信息展开尽职调查，辨别并 定期提供其掌握的美国账户(包括自然人账户以及美国纳税人持有比例超过10%的非金融机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美国纳税人的姓名、地址、纳税识别号、账 号、账户余额或价值以及账户总收入与总付款金额。 该法案在2014年7月1日正式启动，并于2014年至2017年分阶段实施。它使得美 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收集纳税人的海外账户信息。届时，未签订合规协议或已签订协议却未履行合规义务的海外金融机构会被认定为“非合规海外金融机构”，在 合理时间内未披露信息的账户将被认定为“拒绝合作账户”，未披露信息说明美国纳税人对其持有比例是否超过10%的非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及部分特 定类型的企业未被包含在内)将被认定为“未合规非金融机构”。作为惩罚，将对上述“三非”来源于美国的“可预提所得”按照30%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 截 至2014年5月，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同美国就FATCA法案达成了政府间协议，巴西、韩国、印度、香港及台湾等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也已经与美国政府就 FATCA签约基本达成协议。按照这一趋势进展，对中国而言履行这个法案并且要求美国提供对等信息作为交换也就是迟早的事情。未来中国将把有关美国公民所 有在华账户信息提交给美国国税局，而美国则会将中国公民在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 b)离岸中心的破灭。根据1934年通过的《联邦 银行法》，瑞士银行应防止客户信息被第三方获知，无论第三方是私人还是官方。否则将面临最低6个月到5年的监禁，以及最高5万瑞士法郎的罚款。最为重要的 是，该保密协议终身生效，不会因为银行职员离职、退休、解雇而失效。瑞士因此赢得全球客户信赖，吸收了高达全球三成的离岸财富逾2万亿美元。但同时瑞士也 因其银行业保密传统缺乏透明、涉嫌帮助客户逃税被指责为“避税天堂”。也有不少国家指责瑞士银行吸纳了一些腐败高官和恐怖分子的资金。 2014 年5月7日，瑞士政府表示支持关于实施银行间自动交换信息标准的宣言，承诺将自动向其他国家交出外国人账户的详细资料。这是全球打击逃税举措的最重大突破 之一。与瑞士一起签署协议的还包括开曼群岛和泽西岛等离岸中心。其他的离岸中心预计将被进一步孤立，经合组织今年可能列出一份不签署信息透明协议国家的黑 名单。 随着经合组织成员国、传统“避税天堂”瑞士和国际重要离岸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加入这一标准，银行保护客户隐私的传统可能被终结。电影 “华尔街之狼”里面背着大量现金去瑞士的桥段将不会再上演。未来全球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网络的构建是大势所趋，任何富人和跨国企业想通过离岸避税港藏匿资产 并毫无代价地逃避纳税义务将几无可能，腐败分子也是一样。 结论：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 现 在中国的情况是：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勾画出系统化改革的美好蓝图，但仍然是知易行难，执行相当困难。尤其是经过最近这十多年的一轮高速增长和成果分配，路 径依赖已经形成，利益分肥已经被特殊集团“准私有化”和“封建化”、而社会矛盾加剧难以凝聚民众合力来形成足够的改革共识和动力。在这种环境下，完全可以 理解决策者运用反腐作为政经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并将为政经体改提供重要保障和基础支持。 反腐既是治吏，从严治吏才能使得政令畅 通扫除阻碍，为转型改革保驾护航；反腐也是党建，高压肃贪才能聚拢人心，从而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反腐更是关于国家治理如何现代化的重大命 题和主要内容之一。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尤其是应当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对官员手中权力的限制、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保护。一个 权力配置失当且无足够监督约束的官僚制度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巨大酱缸或者说绞肉机，这边进去的是一个有为青年，那边出来的则是一个贪官污吏。 比 较各种各样笼子的方案，发现还是营造廉洁清明的为官环境最为重要，总体而言反腐不如防腐，提级监督不如异体监督，思想教育不如阳光公开，后者的性价比高得 多。阳光化过程和规则透明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历史不厌其烦的证明透明度与腐蚀度成反比，能见度与廉洁度成正比。这其实也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 即通过社会与政府双向良性互动，同时抑制过度的权力和过度的资本，以及最坏的这两者的结合。当然反腐还需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要求通过对大数据的有效 监测来从技术方面提供支持，即配套一个对内的资产统计和海外申报程序，以及对全球账户信息的归集管理功能，这些技术手段正在投入应用并日渐成熟。 值 得特别注意的是，下一轮重大改革任务里头又有国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户籍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土地确权以后的流通流转改革。劳动力、资本、土地这几大生 产要素将再次得到解放，但其过程都面临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要求。改革是一次再度切割利益蛋糕的过程，而目前情况下皆大欢喜的帕累托式改进几无可能，所以博 弈会更加激烈，如果难以形成共识，又加上不当操作，会败坏改革的名声和人气。如果规则透明就会在破除既得利益的过程中不会再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但如果不透 明，则又会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剥夺过程，又会创造更多的腐败和不平等，社会矛盾可能会急剧放大到失去控制。 更进一步看，国家治理说到底是一 个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反腐亦然。人治的系统很残酷，它并不保护任何特的个人，因为都会“还施彼身”，“反攻倒算”，唯有法治。三中全会决议中要求加强民主 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因此必须以公开促公平公正，以法制求问责负责。阳光化、问责和制衡，允许舆论监督，让公民社会成长，然后到立法规范(例 如阳光法案和反腐败法案)、再到独立司法，维护人权。在程序上更加正义，在技术上更加可操作，直至完成一个治理的民主化、程序化和法制化的过程。民众有眼 睛，法律有牙齿。总之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公民化是大趋势、大潮流和最终答案的核心部分。中产阶层的崛起，政治透明和包容性增长都在为这个方向的 努力添砖加瓦，一步步推进，你会发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原来也没那么难，求仁得仁，良治顺理成章而水到渠成。 最后，反腐最终需要改造人们的 思想，触及利益更触及灵魂。制度建设让人不敢贪，技术手段让人不能贪，但改造思想才能让人不想贪。当下中国谈这个其实相当奢侈，转型期间价值观容易紊乱， 精神普遍缺钙。传统封建文化中对权力的膜拜，高度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再加上市场化带来的个人主义甚至病态追逐物质享乐的消费主义。中国当下充斥着“人人 都在捞，不捞白不捞”的市侩思想和“捞一把就跑”的投机心理。但人们不会明白，最风光和最疯狂的后面，毁灭正在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所以腐败的终结最终是 靠政治良治、社会良序，公民良知三者合一，虽有轻重缓急，但无疑缺一不可。 这次堪称史上最强的反腐运动即将从闪电战打到攻坚战，再到歼灭 战阶段。预期今年秋季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应该是一个转折点，记录显示历届党的四中全会基本上都重点围绕党建展开，有理由相信这次会议将会在反腐方面 取得标志性的成果。根据最新的消息，四中全会将在中共历史上首次在全会层面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也就是说反腐大概率会逐渐转入更加注重长效机制和制度建 设并重的阵地战和持久战阶段。 穿越镀金时代迎接进步时代，反腐必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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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7 稻草 2014-6-8 07:06
任继愈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普通的年轻教师，毛泽东当时却看了他的书，以至后来，毛泽东亲自找到他，要他把宗教研究好。这是记者对他的采访记录摘要： 人民论坛记者: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哲学，有很长时间您的研究都跟宗教有关。 任继愈：当时，毛主席忽然把我找去，我战战兢兢的，以为出什么问题了，能惊动主席。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主席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 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 毛泽东同志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我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人民论坛记者：记得您在1978年的时候，提出了“儒教是宗教”，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持续20年的一场学术纷争，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染、熏陶，以至于在今天还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任继愈：对于搞哲学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敢于去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 中国的儒教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体。在宋朝以后，皇帝为了巩固自身的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就开始加大了儒教的教化力度。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中国，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话，是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的。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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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4 稻草 2014-5-23 09:42
真实的文革 如今许多年轻人自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话“文革”、鬼话“文革”、谎话“文革”。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 　　刘邓：“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少奇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在群众中制造对立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刘邓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成立群众组织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对抗。 　　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题……“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反动组织”；你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反动组织”；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挑动群众打人。 　　1966年6月我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 　　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泽东的主张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 　　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 　　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现在人们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 　　尽管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说这叫“最忠”。 　　——煽动血统论狂热，开打砸抢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几日立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众的“破四旧”，同时“血统论”风靡一时——“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接触社会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那些“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之类暴行全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即最需要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这其实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着：你毛泽东依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统论”唆使“红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么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华岳论坛 　　——煽动武斗，全面破坏捣乱 　　为了权力，所以必须“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以此证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举动接踵而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所有这些疯狂破坏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无不一是想方设法把“矛头指向党内”扭到“矛头指向党外”——千方百计证明一条：“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一切破坏、荒唐、苦难都是你搞文革“矛头指向党内”造成的。要制止这些就必须停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坚持“矛头指向党内”就必然怨声载道，天下大乱——所以不能动我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退缩就上了大当：只要被“社会动乱”吓住、不问青红皂白盲目“维稳”，那就必然放弃“矛头指向党内”，必然“矛头指向党外”，结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而在群众已经被分裂、情绪严重对立的、好人坏人混杂、没弄清谁是真正的坏人情况下盲目搞反右、搞镇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当权派“以我划线”不分青红皂白大开杀戒，后果可想而知——大规模逮捕，大规模镇压，大规模冤假错案。 　　毛泽东洞若观火：群众斗群众、武斗、破坏之类都是党内走资派挑动的，普通群众上当受骗的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坏人混在一起，一时区分不出来。在群众对立情绪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乱子就盲目镇压，必定伤及无辜。毛泽东的做法是冷眼旁观一段时间，让好人自动退出，坏人充分暴露，那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会冤枉无辜。 　　例如清华大学的武斗，打来打去最后参与的只剩下几百人，多数群众都厌恶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说，坏人孤立了，暴露了。这时毛泽东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队进驻制止武斗。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的这些话深得人心，全国武斗从此杜绝。 　　文革中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7年中的几个月。零星武斗自1968年7．27之后全部制止。全国范围内的动乱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动乱说成“十年动乱”是胡说八道，“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泽东并不是为斗党内走资派而包庇放纵社会上的犯罪。混在群众中干坏事的人后来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时差不多都受到了惩处。（其实武斗盛行时许多人已经看透了形势：闹武斗破坏之类可是明明违背《十六条》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流传一句话：“别看今天跳得欢，当心秋后拉清单”。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学生在外地参加过武斗开过枪，征兵时因此没通过政审——说不清是否有人命。）毛泽东只是在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时冷静观察了几个月，等坏人充分暴露之后才下手，同时给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象闹“血统论”、“破四旧”的中学青少年，明摆着是受人唆使，所做所为要达到的效果就一条：“禁止把矛头指向党内”——“血统论”、“黑五类”、“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等哪一条属于“矛头指向党内”？其它群众受煽动闹武斗搞停工也为的达到同样效果。对受蒙蔽受挑拨受唆使上当受骗的群众，是按照刘邓“二次反右”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全部逮捕，还是等背后教唆的罪魁祸首暴露了再打击首恶、教育大多数？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谁是真正的罪犯时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纵”，等犯罪分子从普通群众中区分出来、拿到确切证据时再逮捕。能因此说警察故意保护罪犯吗？同理，能因此说毛泽东故意纵容包庇那些所谓的“文革罪行”吗？又比如发现有人监守自盗要追查，罪犯见势不妙便放火烧仓库，能因此说这火是追查罪犯惹的祸、所以根本就不该追查罪犯吗？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当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当权派不再有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关，灯就灭了，不用说开关与灯是连在一起的。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或权力有需要的时候，为了权力，什么惨不忍睹血淋淋的残酷事件、什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会发生——“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一切”。 　　——赵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指鹿为马”。 　　——赵构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十二道金牌”、“风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没能力打胜仗、面临上级责罚、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抓老百姓杀掉冒充战果——杀良冒功（不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国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钓鱼式执法”也是如此。） 　　——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 　　——刚主持第一线，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一县一社”、“一平二调”、“亩产万斤粮”、粮食放卫星。 　　——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威胁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不被当白旗拔掉，就虚报产量搞浮夸。 　　——为避免虚报粮食产量的谎言被揭穿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剥夺农民口粮，饿死人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自己阳奉阴违头脑发热搞浮夸的真相被毛泽东发现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封锁毛泽东、架空毛泽东——“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为了逃避瞎指挥搞浮夸造成经济大挫折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力，就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一切责任全往毛泽东身上推。 　　——为了用政绩巩固权力，就不顾老百姓负担，加码征粮“提前还债”。 　　——为了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大搞“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 　　——为了扭转“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碰当内当权派，否则天下必乱”，社会就必须动乱，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破坏文物、打倒一切、武斗动乱、工厂停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 　　把历史上所有那些坏事、怪事、荒唐事跟当时的权力需要联系到一起，规律性一目了然。 　　所谓“文革血腥恐怖”、“破坏文物”、“打砸抢”、“血统论”、武斗破坏之类全部都是为抵制破坏毛泽东文革而精心策划煽动出来的血腥政治阴谋。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对抗毛泽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权力的党内走资派——“为权力而‘真理’”，权力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为权力什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为权力什么离奇荒谬牵强附会的借口都编得出来。（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请看 “临时性强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异性洗浴”、“躲猫猫”、“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上吊”、“俯卧撑”、“情绪稳定”、“访民都是精神病，必须强制监禁”之类“故事新编”。） 　　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抓右派”、“按指标镇反”。不是毛泽东，许多人早变成了牺牲品，成为“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派为证明“阶级斗争不在党内”而制造的证据被干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文革的机会都捞不着。这些人把一切罪恶赖到毛泽东头上实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年残暴整他们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整的人——“党内走资派”。这些人“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一见权力受到威胁便不惜一切嫁祸于人，所以制造动乱，所以宣传“血统论”，所以制造打砸抢抄抓“破四旧”，所以制造武斗……牺牲这些人、制造各种暴行都为一个目标：“矛头指向党外”。如果得逞了，让毛泽东屈服了，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冤假错案受迫害问题，而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污蔑毛泽东残暴的人自己才真残暴——说文革抄家打砸抢，那如今的暴力拆迁呢？整个房子整个地区全都给你掀了夷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扫地出门，什么都不给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抗议自焚死了都不饶，都算有罪，连家属都抓起来。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抢抄抓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谁残暴？ 　　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两次生活待遇不变，没遭逮捕用刑，没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青则一下子就被抓进监狱公审侮辱判了死刑死于非命——谁宽宏大量仁至义尽，谁心狠手辣野蛮残暴？ 　　毛泽东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整”，就是撤职罢官，不给权力，但给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变。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资，到后来也全部补发了。 　　“给生活出路”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对俘虏都优待，对敌人都宽大，而口口声声骂毛泽东残暴没人性的人大权在握后可曾给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张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 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 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残暴？ 　　——中国文物普查：近20多年2万余登记在册文物消失（北京晨报2009年11月29日） 　　——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中华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90年代 　　谁毁灭文物？ 　　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为了权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当年自己干的一切罪恶全推到文革头上。所以假话谎话不厌其烦，胡说八道不厌其多。根据虚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对跟“为权力而‘真理’”无关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荒谬的结论毫无意义，历史的真相、真实的文革才有意义。 （作者：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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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7 岳东晓 2014-4-22 10:04
根据《 为让希特勒的基因消失　希特勒侄孙发誓不生育 》的报道，希特勒家族本来人丁兴旺，但其家族成员“共同发誓：永不结婚，永不生儿育女！他们决心让希特勒的罪恶基因从世间消失”。报道时 （2004年） ，希特勒的血亲只剩下三人。 秦桧死后数十年，南宋军队路经其坟墓，士兵将粪尿浇在墓上，称为秽冢。明朝成化年间，有 盗墓贼 发掘秦桧墓，窃得墓中珍宝价值连城，结果被官府抓获。此时距秦桧暴毙已经300多年，官员前往查看秽冢，但见秦桧与其妻王氏尸体用水银保存完好，仿佛邪魔再世，不禁大吃一惊，立即命令将秦桧夫妇碎尸投入厕所，再将坟堆铲平，同时减轻盗墓贼之罪，民众纷纷拍手称快。那时的人们或许认为，秦桧这个罪恶的阴魂应该已经彻底散去，不能再坑害中华了。 数年前，我看到一篇相当长的报道，一个记者偶然到了一个村庄，这村里的人喜欢讲岳飞的故事，但不是讲任何岳飞的英雄事迹，而是说岳飞各种鸡毛蒜皮的坏话，比马加爵怨恨其室友的事情还琐碎，说岳飞与秦桧发生性格冲突，而被后者设计所杀。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原来这个村庄的人都是秦桧的后代，但现在已经改姓其他姓氏。记者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旅游中的猎奇故事，并未对秦桧后人的说法做具体评价，只是感叹遥远的古代历史影响至今。 秦桧是什么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最为卑劣、邪恶的文人。他被金人俘虏，并投靠金人在金人那做官并得到升迁，侍奉金人相当长时间之后，自称杀掉看守带全家逃回南宋，虽然被当时各位大臣指责为奸诈，后来却依靠与金人议和平步青云，官至宰相。大家都知道秦桧陷害了岳飞。但其实秦桧的罪恶远不止杀岳飞而已。死在他手下的反金文臣武将数以百计，而他贪赃枉法，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受到巨大损害。《宋史》对他的评价是：【桧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仇斁伦。 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伺上动静郡国事惟申省，无一至上前者。 桧死，帝方与人言之 ... 开门受赂，富敌于国 ，外国珍宝，死犹及门...桧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 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 ，不避形迹。】 很多不了解历史的读者想当然的认为皇帝才是最后决策者。 近年出现大量高宗才是主谋杀害岳飞的凶手的说法，但是这种断言基本属于臆测，缺乏起码的杀人动机证据， 更没有作案过程的事实证据。 “迎回二圣论”这样缺乏历史常识的猜想大部分人已经羞于提出，而以宋朝文官抑制武将的严格制度，武将对朝廷构成的任何障碍甚至威胁都可以用解除职务消除，赵家无须编织罪名杀害岳飞。同样是猜测，但秦桧因为害怕岳飞攻克金地、搜出秦桧为奸细的金人档案或其他证据就合理得多。就 研读宋史，你会发现宋朝这几个皇帝基本是窝囊废，懦弱无能、气节低下，只会哭哭啼啼、在金人面前俯首称臣的主，遇事毫无主见，朝令夕改的角色，绝非恶毒暴君。其实秦桧本来早被视为奸佞，但后来他 利用 宋高宗想迎回被金人俘虏的生母韦太后以及已 死在金人手里的父亲宋徽宗的遗骸 ，以其金人奸细的优势力主议和，与金人达成秘密协议 。 正如上面《宋史》的总结，秦桧当政后排除异己、把持了朝政，遇有大事经常令大臣退朝，单独与宋高宗面议。秦桧死后，宋高宗对左右说， “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了。” 宋高宗 对秦桧怕到得在靴子里藏着刀子，后者完全是为非作歹，各种诏令基本是秦桧主持由其党羽撰写。 分不清敌我是通病。所以郭沫若看完《三打白骨精》之后冲动地要”千刀万剐唐生肉”， 对打扮成良家少妇的妖精反倒没有强烈反应， 而毛泽东则教导“ 妖为鬼蜮必成灾。” 赵构的昏庸无能毋庸置疑，但将杀害岳飞的主要责任推给他，事实上是为秦桧脱罪。 对于秦桧的议和，朝中反对的人众多。 枢密院编修胡铨上奏请诛杀秦桧等人，言辞激烈。 岳飞并未与秦桧直接冲突，只是 上奏称 “愿策全胜，收地两河，唾手燕、云”。秦桧此时虽已对岳飞怀恨在心，但他 首先要构陷杀害的战将是枢密使韩世忠（岳飞只是枢密副使）。秦桧逮捕了韩世忠一名手下，准备以谋变罪构陷。岳飞得到消息，飞书告知韩世忠，韩世忠立刻向皇帝表忠心。秦桧杀韩世忠的阴谋被破坏，对岳飞更加怀恨。而后岳飞大败金兵，汴京（今河南开封）指日可复， 金人密令秦桧必杀岳飞才能和议。秦桧首先让 张俊、杨沂中撤军，导致岳家军陷入孤立，岳飞不得不带着大量百姓后撤。 秦桧 指使党羽诬告岳飞，后者被解除兵权。秦桧试图伪造陷害岳飞的证据，但岳飞部属被捕拷打宁死不从，虽然没有证据，但秦桧为杀人灭口，密令将岳飞、张宪、岳云等人杀害。之后，秦桧更将中国的 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 秦桧父子还大肆篡改南宋官方历史，大量销毁涉及岳家军功绩的记载与资料，插入对岳飞的诽谤以及对秦桧的赞美（参见《 秦桧篡改历史及其对后世研究岳飞的消极影响 》）。 秦桧这样的人物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列在炎黄子孙之列，可以说是中国人种的耻辱。从小读圣贤之书，讲仁义之道，书法精湛，诗文并茂，灵魂却如此龌蹉、污秽、奸佞，不可能是环境与教育所致，更可能是基因之邪恶变异。秦桧之流污秽、罪恶的基因在汉民族的基因池中存在，对于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隐患。 为什么秦桧的后人要改姓？当年秦桧死后，其子要求继承相位被拒绝，秦桧后来被改谥谬丑，但朝廷并未对秦桧之后进行惩治。因此秦氏改姓的目的不可能是为了逃避官府的诛杀，而是为了欺诈。也就是使其他人不会怀疑他们是秦桧的后代，带着秦桧的基因。试想，假如一个良家女子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结交的男子是秦桧的后代，心中难免产生疑虑，怕自己的后代遗传到秦桧的基因。而秦桧之后改姓他姓，即可瞒天过海，等到生米煮成熟饭，良家女子即使再知道，也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生出的offspring是伶俐还是奸诈又何以鉴别？秦桧污秽的基因由此得以在汉民族基因池中继续繁殖，甚至大量复制。 秦桧后人的所谓个性冲突而导致岳飞被杀的说法抛开其歪曲历史的谎言，也是典型的马加爵心理模式。马加爵仅仅因为跟同宿舍同学打牌发生一点点冲突，就残忍将四名同学杀害。如果按照秦桧后人对秦桧罪行的“合理化”，马加爵事件仅仅是个人性格冲突的结果，而不是杀人者对基本人性的背离。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秦桧后人继承了秦桧基因。 我在多年前就基于西方在狗基因方面的成果提出应该将汉奸基因的分离与确认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希望这个提议能够得到生物界人士的重视。如果研究成功，对中华民族贡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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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燕山红场 2014-3-21 23:29
http://www.tudou.com/v/vxDZFqdriL8/resourceId=117845652_04_02_99tid=0/v.swf 《天注定》是2013年贾樟柯编剧、导演的一部电影。使用了《云图》类似的手法，通过几个看似连贯的故事， 讲述了几个不同的普通人走向犯罪或自杀的经历，从里面看到了中国社会里的各种身影：周克华跨省作案、 村民对抗干部贪腐开枪杀人、东莞色情服务、流水线工厂员工跳楼、小三被原配打、贪官逼迫良家妇女致反抗杀人。 这四个故事分别取材于胡文海、周克华、邓玉娇三起轰动全国的刑事案件，以及富士康跳楼事件。 影片深刻地揭露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这几个故事并没有结局，或者说不像大多数电影一样杀人者最终落网， 而是将结局留给观众想象和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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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北京大学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
热度 2 稻草 2013-12-12 20:42
“毛泽东和北大有特殊的关系，毛泽东以师从北大先贤为骄傲，北大也以走出毛泽东这样的人民领袖为骄傲。今天在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学校缅怀这位历史巨人的伟大功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朱善璐在12月4日举行的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说。 会上，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教学科研机构的10位学者选取毛泽东思想领域的不同侧面、实践领域的不同维度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会议现场 “北大的进步师生为国家和民族探索一个光明的前途做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北大师生应把先哲的精神、传统和文化继承发扬，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精神。”朱善璐发出号召寄语师生。他还从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与教育的不解之缘、与北大的紧密联系，阐述了北大师生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精神的时代意义。 朱善璐讲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巨变的切实感受，从创建新中国、建设先进的党、缔造人民军队和理论贡献四个方面梳理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他感触尤深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战略远见，他说：“如果没有当年毛泽东下定决心突破尖端科技，就没有今天航天事业的辉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以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等六个关键词，深入阐释了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从新中国的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党的建设、国防和外交事业的发展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卓越贡献，着重指出毛泽东知行统一的优良精神品格，值得当代青年学习。 北京大学的学者也针对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青年学子如何传承毛泽东的精神发表了见解。“反对‘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北京大学沙健孙教授在科学评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面临的严峻课题。在30年前的学生时期，曾经聆听过沙健孙讲授党史的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强调毛泽东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民族派，是人民的领袖，并用毛泽东的事迹激励在场的北大青年为社会发展贡献无悔的青春。“只有一个科学的信仰，才能成就大业。”北大资深教授梁柱如是说。针对“非毛化”思潮，梁柱教授感慨：“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但是他的事业、思想和精神永远的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历史人物千千万，有的人物可以轰轰烈烈一时，但是很快烟消云散；有的人虽然惠泽后世，但很难持久；有的人如高山流水穿行于历史长河之中，对未来继续发生引领作用。毛泽东显然是属于后者，是值得我们崇敬、学习、继承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研部原主任、山东省科学院院长唐洲雁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杨凤城，北大哲学系陈志尚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占安教授等在会上也作了专题发言，参与了研讨。 两百多位北大师生参加了座谈会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于鸿君在总结讲话中说，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开局之年，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时期，实践和弘扬毛泽东的精神和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本次会议从多个维度研讨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思想精髓，拉开了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深入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深入学习领会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高思想认识，用扎实的行动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各项工作。 来自北京大学的200多名师生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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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稻草 2013-12-1 21:27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孙麾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生的光辉历程和不朽功勋，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历史的发展不能割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就如何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性贡献，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 　　1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央提出要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关系、科学阐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中央提出的两个重大命题，我们该如何破题? 　　王伟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探索，与今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以看作是同一件大事的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同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总体历史进程，前者是后者的探索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论是从历史实践上说，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这是您基于历史逻辑和时代高度得出的一个重要判断。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理解这一重要判断? 　　王伟光：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后，毛泽东及时地领导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毛泽东在探索实践中出现严重错误和挫折，但成就巨大而卓越：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制度条件、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作为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推进有着深远而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成功地领导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包括领导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领导建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他还领导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2 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王伟光：是的，这可以从八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立总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二是提出并初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而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 　　第二，做出中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判断，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国情依据和战略目标。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得出了中国正在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有了初步认识。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是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基本出发点。 　　第三，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 　　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强调必须用辩证法思想来处理这些关系，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既要抓好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非主要矛盾。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探索，为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提出了要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关系，他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其中有五个方面都是有关政治建设的，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高度重视的，他多次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在法制问题上，他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五，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毛泽东自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明确指出，价值规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作用，价值“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认为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第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定思想指南和文化旨要。 　　毛泽东首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牢固地确立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灵魂。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一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而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工作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方向引领和思想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更不能动摇。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当中，使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他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高度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标准。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判别大是大非的六条根本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并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六条标准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源头，邓小平曾明确说过“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他提出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要实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第七，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做超级大国，着力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临近国家的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活动创造了前提基础。 　　第八，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和特点，及时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要始终警惕和预防共产党变质变色。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维护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初步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并明确提出自己希望退出领导岗位，提出了在中央领导中设置一线、二线，推行党代表常任制和领导干部任期制。他还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强调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3 毛泽东探索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开始提到毛泽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今天来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继承哪些经验并从中得到重要启示? 　　王伟光：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必须要在实践中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边发展。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谈到：“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在探索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误在所难免，失误的教训也是宝贵经验，1963年9月3日，他曾谈到，“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毛泽东在探索中既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这两方面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概括地说： 　　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第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第四，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最可靠的保障。第五，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第六，一刻也不能忘记和放松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巩固和强化全党全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七，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开放。第八，把尊重历史规律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合力。第九，勇于纠正工作失误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第十，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方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 　　当前，我国已经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八大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党的领导。这些基本要求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最本质的东西，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深度把握，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工作和先行探索，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同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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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致敬：我曾经的中国同行
热度 6 xinsheng 2013-10-31 08:26
致敬：我曾经的中国同行
这 些年，医患纠纷层出不穷，医生护士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俨然，整个中国的医疗系统早已堕入道德沦陷的深渊，甚至整个中国都丧失了道德底线。果真如此嘛？中 国之大，包罗众生，包容万象，不排除有无良医生，也不排除有道德败坏之人；但是，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其实跟你我她他别无二至，虽 有功利自私的一面，但不泛真诚善良，中国社会的主流仍然充满着真善美。只是，人们热衷贬责丑恶渲染纠纷，还是乐意弘扬善心善举推崇和谐呢？很遗憾，中国大 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得不到彰显，就如这篇羊城晚报的报道没有得到该有的关注和转播。 羊城晚报：蓝天使白天使携手救人铸大爱 原文：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3-08/14/content_228110.htm?div=-1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刘 云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朱文海 　　 8 月 13 日 18 时，七夕的夜色已经降临，来自北京的贾芳在广州市中山一院门诊大楼里静静地等待，虽然返京的飞机还有四小时就要起飞，但她不急：没有和救命恩人说一声谢，我不走！ 　　旅客昏迷，空姐紧急处置 　　 11 日 13 时 30 分，北京飞往广州的南航 CZ3102 次航班正滑行在跑道上，由于当日北京大雨，旅客早已在机上闷了一小时，看着不断向后的地标，倒计着起飞时间。 　　主任乘务长原华和其他乘务员都安坐在位置上，突然， 37 排的旅客呼叫灯亮了。原华赶紧走过去，一位姓郭的女士指着坐在旁边的旅客贾芳说：她看来很不舒服，需要急救！ 　　此时的贾芳，双眼紧闭，脸色发青，已经昏迷。每年都在南航接受急救训练的原华，马上为贾芳把脉，并请另一乘务员罗迎萍计数， “ 当时的情况吓我一跳，天啊，居然把不到脉？！ ” 　　 “ 在我 20 多年的空姐生涯里，也遇到过机上旅客生病的事儿，但像这样，旅客在起飞之前发生休克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 ” 原华和乘务员们马上做出应急响应：广播找医生。 　　当原华急促的寻医通知在机舱响起时，让她欣喜的一幕出现了：竟有四五个人同时站了起来： “ 我是医生！ ” 　　医生出手，拉回患者生命 　　按照空中操作规范，乘务员必须确认核对对方医生身份后，方可允许其施救。 “ 当时情况紧急，顾不上这些了。 ” 原华说， “ 几位走到贾芳面前，迅速做检查，当我看到一位旅客很熟练地翻看贾芳瞳孔时，我确信他就是医生。 ” 　　原华所说的这位旅客，确实是位医生，是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教授、高血压血管病科主任陶军。当天，他刚刚在北京参加完一个学术研讨会，恰好与贾芳乘坐同一趟航班。 “ 当时和我同时站起的，还有中山二院、珠江医院、南方医院的四位医生。 ” 陶军说，中山一院的王深明院长也在飞机内，并第一个走到患者面前。 　　通过迅速判断，陶军排除了贾芳因低血糖、内出血而致休克的可能。从症状分析，陶军认为这可能是恶性心律失常。 　　病情如军情！陶军立即对贾芳采取了一些物理刺激方法，不到一分钟，贾芳的嘴唇开始恢复血色了，心律和血压也得到纠正恢复平和。 　　没有埋怨，关爱充满机舱 　　这边，王深明院长带领陶军等医生进行抢救；那边，原华抓紧时间向机长报告：继续起飞还是停飞返回？机长沉思片刻： “ 我等着！ ” 　　原本滑行的飞机，又停了下来，原本已误机一个多小时的 200 多名旅客，没有任何怨言。 “ 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机舱好温暖，其他旅客见到我，都是在询问，那位旅客好点了吗？ ” 原华有些激动。 　　从郭女士发出呼叫信号，到陶军帮助贾芳苏醒，前后不过五分钟的时间！正是这生死五分钟，改变了贾芳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的心理轨迹。就在她登机之时，飞机上的一份报纸头版，赫然写着 “ 我国拟建执业医生黑名单 ” ，就在那时，贾芳还抱着 “ 医生都是吃回扣拿红包 ” 的观点。 　　从生死线上活下来的贾芳，感慨地对记者说： “ 现在都说大夫不好，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没有这几位大夫，不到 35 岁的我，什么都来不及交代，就与家人分离了。 ” 　　虎口脱险，感谢献给恩人 　　而更让贾芳想不到的是，飞机降落广州后，陶军医生居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并要求她第二天去中山一院，进行病因检查。 　　 12 日一早，贾芳顺利挂上了中山一院主任医生的专家号。周一不开放的食道心房调搏术，也向这位北京人开放了；中山二院的直立倾斜试验，也破例为这位北京人免了排队之烦。经过两家医院的专家精心检查，贾芳被诊断为迷足血管神经性晕厥。 　　 “ 我常常想，假如我没有遇到这群广州人，南航的乘务员和这些医生，我还会不会在这里，和你讲话。 ” 回想前两天在飞机上发生的那一幕，在医院门诊外等候的贾芳，仍心有余悸。 　　时针指向了七夕夜的 19 时，一下午看完 70 多位病人的王深明院长带着疲惫从诊室走了出来。贾芳和老公迎了上去，紧紧拉着王深明的手： “ 你们是真正的白衣天使，谢谢你们无私的爱。 ”“ 那是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 ” 王深明微笑着说。 v\:* {behavior:url(#default#VML);} o\:* {behavior:url(#default#VML);} w\:* {behavior:url(#default#VML);} .shape {behavior:url(#default#VML);} Normal 0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CN X-NON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Table Normal";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riority:99; mso-style-qformat:yes;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in 5.4pt 0in 5.4pt; mso-para-margin-top:0in; mso-para-margin-right:0in; mso-para-margin-bottom:10.0pt; mso-para-margin-left:0in; line-height:115%;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1.0pt; font-family:"Calibri","sans-serif"; mso-ascii-font-family:Calibri; mso-ascii-theme-font:minor-latin; mso-hansi-font-family:Calibri; mso-hansi-theme-font:minor-latin; mso-bid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bidi-theme-font:minor-b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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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岳东晓 2013-9-30 15:11
十 五年前我就预见了，一旦中国达到靠自身力量增长的极限，内部矛盾必然日益激发。而唯一化解的方法是通过对日惩罚战争，把内部积压的能量向外释放，通过剥夺日本的非法财产维持进一步的增长。 1998年我发表了《日本的大屠杀与中国人的国际地位》一文，网上最早的链接是 SOC.CULTURE.HONGKONG的转帖 . 另见： http://www.china-week.com/html/48.htm 。文中我写道： 【我们如果不摆脱那种屈辱的感觉就没法昂首阔步地过日子，我们将生活在耻辱的折磨之中，更无法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这是精神上的障碍。 物质上，我们祖先积累的财富正在被日本人享用不尽，而 中國则面临高增长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 。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方法。 在《从汉征匈奴看中日关系》一文中，作者做了一些对比。在作者看来，我们现在处于文景的时代，还在继续高祖以来的和亲政策，但我们的汉武时代将更快的到来。十五年之后，中國高增长告一段落，日本则由于固有的创造力的缺乏，更加黔驴技穷，将无法与中國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市场上竞争，必然寻求冒险的战略。】 也就是说15年前，我预见到（1) 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我其实指的就是韩国）竞争力的日益增强将使日本经济陷入持续停滞甚至负增长；（2）中国本身会随着高增长结束而出现严重社会问题。而中国与日本的解决方案正好是相同的。在1996年9月9日发表的《钓鱼岛中日决战》一文中，我写道【随着其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急速膨胀，日本将越来越难以忍受中国日益强盛的现实】，日本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将重复过去的老路。因此，中日双方都有决战意愿。 很多人对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感到非常忧虑。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而这个现象的必然性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决定了。中国人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精神上的，二是物质上的，而两者之间又有一定的关系。精神上，中国人要有远大的目标，要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必须彻底解决生存问题与民族地位问题，才能考虑更高层次的理想，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享受生活之余，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星系。 如果中国人成天就是为了房子、车子处心积虑，理想主义会成为笑话，而人的层次变得与争夺食物、巢穴的动物接近，活得很辛苦、很不满足、就是有钱也精神空虚。在经济上，中国由于起点较低，开始可以高速增长，这就能给绝大部分人机会。但一旦达到今天这样的经济水平，增速就会降低，中下层人民机会减少，内部的分配就会成为一个尖锐矛盾。要化解这个矛盾光靠财富重新分配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求新的增长，也就必须剥夺日本的非法所得。 为什么是日本？因为日本人的财富是从中国掠夺去的。把日本通过暴力 从中国 掠夺的财富按照9%的年利息计算一下，你会发现与日本的总资产接近。这说明，日本人不过是靠中国人的财富享受生活。 而从解放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使中国文明再次为世界作出杰出贡献这个角度，对日惩罚战争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 中国如果不能化解内部矛盾会是什么情况？政府失去权威，法律尊严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穷人只能苟全性命，富人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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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沈阳城管血案与中国社会崩溃的隐忧
热度 13 岳东晓 2013-9-29 03:23
据报道：“ 沈阳市个体商贩夏俊峰在与城管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后，持刀猛刺城管执法人员，导致2人死亡、1人重伤”，其后 夏某某被判处死刑。 这看起来本是一个简单的案子。网上却吵得沸沸扬扬，不但杀人犯 自己不服死刑判决，其家属与大批民众也认为 夏某某 无罪。 先对照一下民主法治的美国这个案子会怎么处理。在美国，当执法人员执法而被执法者暴力抗拒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将抗拒者击毙。美国这样的案子很多。很多人不理解，美国这样讲人权的国家怎么执法者可以如此简单地剥夺人的生命呢？其目的就是树立法律的尊严，没有法治，什么事情都大闹甚至动武，那不天下大乱？所以美国执法必严。你有不满上法院打官司，不能暴力抗拒，抗拒则就地正法，不跟你啰嗦了。 当然美国也有不少拿起武器向政府、社会宣战、干脆拼了的，但此类人士被击毙或判处死刑，美国社会会认为罪犯得到了相应的惩罚。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伦斯菲尔德所言，自由的人有犯罪的自由。但是你既然选择犯罪，同时也就是选择了接受法律的惩罚。 美国人民为什么尊重法律？因为他们的政府很强大，在国际上谁侵犯美国，就坚决镇压。政府对外强大，人民就觉得有国际地位，而且这个国际地位是政府带来的，人民也就服政府。 当年，武松为替死去的兄长报仇连杀数人，但他却知道自己杀人是犯法，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他没有说我替兄长报仇，我是英雄、法律管不到我，而是做出了选择，宁愿犯下死罪、也要报仇，而报仇之后，也就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所谓敢做也敢当，这才是男人本色。足见，在宋代的中国，法律有着相当的权威，而民众也有相当的正义感、是非观念。 对比一下，中国当今社会的问题就很严重了。这个夏某某连杀二人、重伤一人，判个死刑何必矫情呢？男子汉大丈夫既然要快意恩仇，死了也是一条汉子嘛。你既然认为城管打你，城管就应该死，而且几刀下去让人血溅当场、一命归西，那么反过来为什么你自己却这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你如果自己这么惜命，又为何要夺人性命？ 很多民众支持夏的态度说明他们已经彻底否定法律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只要官府有任何不当行为（比如说粗暴对待市民），则市民可以杀死官吏而无须负法律责任，更无须负道义责任。由此可见，中国法律的权威面临崩溃的危机。 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对外软弱，而对内高压是重要的原因。倭寇侵犯中国领土、狂言击落解放军飞机、歼灭解放军海军，而中国只是抗议，甚至乞求只要日本承认有争议。可见，对外中国的态度是很柔性的，给具有屠日愿望的国民留下政府怕小日本的印象。而对内，则往往放任官员鱼肉百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这种情况如果不扭转，就会向满清一样出现崩溃的迹象。满清为什么垮了？对外软弱无能，对内倒是强硬。老百姓就不买账了。因为官府怕洋人， 洋人却怕百姓 ，这就使百姓认为官府不必存在了。你满清随便一个西洋、东洋鬼子来了，都像孙子似的丢尽了中国的脸，人民凭什么买你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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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3-9-6 21:41
张宏良：改革成本不能总是让老百姓承担 作者：张宏良 改革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成本也有成果，以往中国改革成本由老百姓承担，成果由官员富豪享有，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只要出现社会问题，就向老百姓身上转嫁负担。老百姓不满意，就依靠军警维稳，把社会关系绷得越来越紧，使国家和人民处于对立之中，很容易被颠覆势力所利用。 　　改革成本不能总是让老百姓承担 　　——兼评北京市向私家车收取拥堵费 　　张宏良 　　核心提示：改革有成本也有成果，目前弊端在于改革成本由老百姓单方面承担，改革成果由官员富豪单方面享有，由此形成的两极分化、官民对立，使中国社会时时刻刻都处于矛盾爆发边缘。根本出路在于，官僚富豪和普通民众必须共担改革成本和共享改革成果。目前关键是共担改革成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市场化改革方向，不能继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样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制度比西方政治制度更加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东方伦理。 　　北京600多万家庭500多万小汽车，其中私家车超过70%。私家车管理问题已不再是少数富裕人口的问题，而成为涉及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问题。可是，从小汽车限行限号到高额停车费再到收取拥堵费，所有城市车辆道路管理的改革，自始自终都是拿老百姓开刀。只要脑子没有毛病或者良心没有被狗吃掉，都知道北京堵车第一位原因，就是公车太多，节假日北京很少拥堵就是证明。所以，解决拥堵问题的第一选择应该是限制公车。可是，北京车辆管理改革却始终把矛头对准老百姓，对准私家车，不仅车辆管理的改革是如此，几乎所有改革无不如此。 　　收费调节的实质是建立官僚和资本的双重特权 　　为什么中国改革总是把矛头对准老百姓，对准普通民众?除去中国改革是精英集团顶层设计因而必然只是谋取精英集团利益这个根本因素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用收费调节方式。就拿高额停车费和拥堵费来说，增加收费的理由就是用经济手段可以迫使人们减少使用小汽车，从而减少拥堵。这种说法听上去冠冕堂皇，仔细一想却是荒谬之极。 　　如果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这种说法完全能够成立，但是在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天地悬殊的社会里，这种说法则十分荒谬。道理很简单，庞大的公车花费完全由财政支付，官员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根本不在乎收不收费以及收费多少;富人花钱买畅通买舒服，用微不足道的一点小钱就能把穷人赶出公路，同样十分惬意，并且富人还可以通过增加商品成本向消费者转嫁负担;只有一般工薪阶层，才会在经济压力下放弃开车，冒着严寒酷暑大步奔波。这实际上是采用金钱手段强制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路权，把普通民众驱赶出公路，如同封建社会衙役为官老爷开道驱逐百姓一样。区别只在于封建社会是用棍棒驱赶百姓，现在则是用金钱驱赶百姓，结果都是把老百姓驱赶出公路。就其实质来讲，这完全是采用金钱手段强制恢复欧洲中世纪黑暗的等级制度，只不过是用金钱等级制取代了权力等级制，并且不同等级之间同样不能跨越，否则就会遭到国家政权力量的镇压。 　　花钱买路，有多少钱买多少路，按照钱多钱少分成不同等级，远远超过了旧小说中对拦路劫匪的描述。谁曾想到，原本是旧中国拦路劫匪的勾当，居然变成了现代中国改革的目标。最初是高速公路拦路收费，现在则直接进入城市，在大街小巷到处竖起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招牌。最可笑的是还把这种明火执仗的公开抢劫，称之为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真的是为公共利益限制开车，那就应该无论官员百姓，无论富人穷人，大家同样进行限制，任何人都不能豁免，拥有权力不能豁免，拥有金钱同样不能豁免。这才是最根本的平等和人权，这才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最根本体现。 　　况且，封建社会只是官僚集团拥有把老百姓排除在外的特权，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集团拥有把穷人排除在外的特权，老百姓负担的还仅仅是一个统治集团。而如今中国老百姓却要同时负担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两大集团的特权，负担之沉重远远超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就那眼下的拥堵费来说，官僚集团的拥堵费由国家财政负担，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资本集团的拥堵费可以打入成本由消费者承担，归根到底也是老百姓负担;老百姓自己还要再掏一笔钱，通过财政补贴官员。如果是单纯的封建社会，老百姓只负担官僚集团，相对比较轻松，更重要的是富人还会和穷人共同制约官僚集团不可过度掠夺，当初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典型;同样，如果是单纯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只负担资本集团，也会比较轻松，并且国家官员同样会和民众共同约束资本集团，现代西方国家带有劫富济贫性质的一系列税收调节就是典型。最糟糕的就是当今中国，老百姓不仅要同时负担两大集团，更可怕的是两大集团不再互相制约，而是通过权钱交换联合起来，共同榨取老百姓的血汗。 　　本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地方，就在于既没有官僚特权，也没有资本特权，干部是人民公仆，富人是(劳动)积极分子。凡是要求普通大众做到的事情，干部和积极分子先做到。要求普通群众少用车，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要带头少用车，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少用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以此来减少拥堵，净化空气，保障有车族和无车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封建社会权力调节、资本主义金钱调节相比较，社会主义干部带头调节的优点在于，不仅能够迅速减少拥堵、净化自然空气，还能够减少腐败、改善党群关系、缩小两极分化、净化社会空气。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平等和正义要求。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东京、汉城能够只有几辆公车，作为英国首相的布莱尔能够赶公交车，作为日本财界领袖的土光敏夫能够长期乘坐地铁，本来就是人民公仆的中国公务员，更加应该能够做到减少公车出行，而绝不应该象现在这样，用不断叠加的各种高额收费把官员和富人保护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驱离城市道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官民之间、贫富之间权力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是城市管理和改革成本的分配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改革的逻辑一直是把管理和改革的成本单方面集中在老百姓身上，而由官员和富人最大限度享有改革的成果。这是中国官民对立、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要向共同富裕转变，就必须废除收费调节这种由老百姓单方面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合理方式。 　　经济改革同样不能采用西方经济制度 　　中国改革成本由总是由老百姓负担的根源，是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制度的结果。长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中央一直强调中国国情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其实，中国国情同样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经济制度。可是，30多年来，中国一方面坚持高喊西方政治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却又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制度，把市场化作为改革的根本方向，写入党代会文件，使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变成了同义语，甚至连改革路线图都由西方国家帮助制订，最终把中国完全纳入了中东北非那种两极分化的动荡模式。还是此前我们反复强调的那句话，中国两极分化的矛盾超过中东北非，之所以没有出现中东北非那样的动荡，是因为中国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更加糟糕，而不是中国比中东北非国家驾驭能力更强。 　　中国之所出现政治制度拒绝西方、经济制度照搬西方的矛盾现象，主要是由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状况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很容易连起手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瓜分公有财富和共同对付老百姓;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权力的分配，老百姓完全被排除在外，而不象财富分配那样老百姓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完全是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之间的分配，自然无法继续同盟，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官僚集团要继续控制资本集团为自己服务，而资本集团则要象西方国家那样把官僚集团踩在脚下，变成自己的奴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特别是随着资本集团的强大，只能是越来越不共戴天。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解体中国战略的参与和推动，必然是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集团进攻官僚集团的漂亮口号，就是自由民主、普世宪政，企图以此煽动老百姓充当他们夺权的炮灰;官僚集团被动防守的口号，就是西方宪政和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由此形成了中国政治上拒绝西方制度、经济上又照搬西方制度的矛盾现象。 　　现在看来，不仅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一条必死的邪路，照搬西方经济制度同样是一条必死的邪路，那种认为只要拒绝西方政治制度就可以安然无恙照搬西方经济制度的企图是完全错误、根本行不通的。照搬西方经济制度的危害绝不亚于照搬。 　　一是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彼此根本不能离开。只要市场经济这个轮子转动起来，就一定要求宪政民主这个轮子同时转动。如果强行阻挡另一只轮子的转动，整个社会就会失衡翻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论述过这个问题，指出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不可分割。当然，马克思所说的民主政治是指资本民主，也就是当今中国普世太保所说的宪政民主。由于市场经济和资本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当中国把市场经济写入党代会报告时，实际上也就等于把资本民主同时写入了党代会报告，不仅承认了市场经济是当今最先进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承认了宪政民主是当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所以，极右势力要求中国实行多党制的宪政民主制度，不过是在要求共产党尽快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已。如果执政党拒绝兑现，那就等于在道义上把自己放在了反动派的位置上，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陷入被动地位，成为国内外舆论讨伐对象。 　　所以，只要执政党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先进的经济制度，那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实行宪政制度，把宪政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否则就是对历史发展要求的反动，对经济发展要求的反动，就是历史的反动派。经济是基础，生产力是根本标准，这些都是共产党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改革标准，此时不能不认账，想不认账也不行。实行宪政民主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社会历史的客观要求，而并非是哪个人或者哪个政治力量的主观要求。虽然大家都清楚，极右势力主张宪政的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配合西方国家解体中华民族，彻底打掉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但是对方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却无懈可击，完全占据上风，除了进行武力和行政镇压，没有战胜对方的其它任何办法。 　　可见，对共产党和共和国最根本的政治颠覆，并非是来自极右势力的主观要求，而是来自于执政党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肯定和崇拜。马克思批判市场经济，毛主席限制市场经济，邓小平说市场经济只是个工具，可是本世纪以来，有人却把市场经济变成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对市场经济的任何怀疑和思考，统统被列为极左和文革余孽。2011年至今掀起的反文革运动，实际上是维护市场改革教的运动，是要为由市场化经济改革向宪政化政治改革的转变铺平道路。普世太保自己也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这一点而言，那些右派大佬和网络大V声称，只有实行宪政制度才是共产党的康庄大道，并非是空穴来风的主观编造。 　　二是西方经济制度运转的基础是世界殖民体系的财富转移。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历史条件。数百年形成的世界殖民体系，借助于现代金融和虚拟经济的各种衍生工具，越来越大规模地把世界各国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国家集中，从而保证了西方国家能够采用价格调节方法维护极少数富豪的资本统治。价格调节是市场经济运转最根本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把人民大众排除在豪华生活之外，保证极少数富豪能够随心所欲地享有整个世界各种财富和各种女人。而被排除在豪华生活之外的人民大众，依靠外来财富的输入，依然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因而也就能够接受价格调节的贫富差别。比如美国，仅仅用外汇储备的方式，就把相当于20万亿人民币的中国财富转移到美国，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都能够保证美国商品的充足供应和物美价廉。同时，由于官僚集团和人民大众同时被排除在豪华生活之外，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集团和能够******的人民大众，便会结合起来对极少数富豪的资本统治加以限制，实行各种税费来纠正和缩小价格调节的贫富差别。所以，西方国家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制度，才会和谐有效地顺利运转。这也是西方国家税费大多属于劫富济贫的手段、与中国税费具有不同性质的根本原因。 　　而中国根本不具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运转的条件。一是中国没有殖民地财富可以掠夺，价格调节把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到资本集团手中，结果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形成一般贫富差别，而是形成极端两极分化，把老百姓连同地方政府全都逼到借债度日的极端地步，老百姓三代收入和储蓄供养一套住房就是证明。中国官僚集团又不象西方官僚集团那样只是资本的附庸和奴仆，而是凌驾于资本集团之上的统治集团，不满足于资本集团缴纳的份额，更不甘心资本集团以价格方式占有更多份额，于是便以税费方式与资本集团并驾齐驱，共同榨取老百姓的财富。如此一来，中国老百姓就肩负起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大负担，比封建社会多负担一个资本集团，比资本主义社会多负担一个官僚集团，这是中国老百姓较之世界各国税费特别沉重的根本原因。 　　三是市场经济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资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有否定封建特权的历史先进性，又具有否定大众民主的现实反动性，资本价值观的这种双重性往往在客观上具有极大欺骗性。就是当人们谈论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民主的先进性时，往往只是片面对与封建社会相比较，而从来不与共同富裕的大众经济和大众民主相比较，所以越比较就越感到市场经济和资本民主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之所以不与大众经济和大众民主相比较，是因为资本集团比人民大众更加先知先觉地意识到大众民主的历史威胁，抢先一步把大众民主妖魔化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恐怖相交织的人间地狱。这就把市场经济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经济制度，把资本民主也就是宪政民主变成了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变成了奥巴马所谓世界各国最终的普世道路。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不仅西方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西方经济制度同样不适合中国，西方宪政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产物。试图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情况下拒绝西方宪政制度，以及想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一党领导和人民民主制度，无异于自己拔着头发飞离地球，是根本不可能的。市场经济制度所必然形成的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整体腐败以及百姓负担的日趋沉重，必然会把一个国家送入动荡深渊，中东北非的战乱动荡就是活生生典型。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只不过是外部助推因素，这些助推因素会加剧或延缓动荡进程，但是绝不会改变最终的动荡结局。纵观当今世界就会发现，所有动荡国家无一不是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善终，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是掠夺经济，发展中国家没有对外掠夺的条件，只能对内掠夺本国人民，最终形成动乱崩溃。 　　所以，如果中国不能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方面同时拒绝照搬西方，仍然延续目前这种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奉为神明甚至比共产主义还要神圣不可动摇的做法，中国大难将不可避免。鲍尔森和希拉里之所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进程涉及到美国根本利益，美国绝不会对中国改革停滞不前坐视不管，就是因为只要中国沿着市场化改革走下去，就一定会落入美国预设的动荡陷阱，中国崛起之梦就一定会变成黄粱美梦。 　　解决拥堵的根本方法是解决制度性腐败 　　当今中国腐败有三种类型：一是制度性腐败，即腐败不是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制度设计造成的，绝大多数腐败都属于此种类型，城市拥堵就是制度性腐败造成的;二是人格性腐败，即腐败主要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即使没有制度漏洞，其恶劣品质也会表现在其它方面;三是战略性腐败，西方国家通过市场化改革把一些国家的官僚集团整体上变成腐败集团，用腐败控制这些国家的官员为西方服务，向西方国家输送财富，西方国家根据是否听话和战略需要，决定什么时间把什么官员的腐败证据抛出。抛出康日新进入中国核电领域，抛出刘志军摧毁中国高铁的欧亚大陆桥，抛出蒋洁敏切断中国与伊朗等国家的贸易和金融渠道等，就属于典型的战略性腐败。 　　在此我们暂且只讨论制度性腐败，战略性腐败将另文论述。城市拥堵就与制度性腐败有关，北京市拥堵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谋取集团私利的制度设计造成的，通过制度调整和改革，完全能够解决拥堵问题。 　　一是坚决改革公车制度，取消机关和事业单位公车，限制企业非经营性小汽车。北京100多万公车耗费巨大，新华社《半月谈》披露，一辆公务车每年运行成本(包括司机工资、福利，车辆保养维修、汽油费用等)，大概在20万元以上，100多万公车耗费超过2000亿。此前也曾进行公车制度改革，方法是取消公车，向官员发放车补，北京处级干部最高每月1800元，局级干部超过3000元。结果却是改革后公车不减反增，车补变成了官员涨工资。本来庞大公车消费就属于封建特权，属于制度性腐败，应该坚决废除公车制度，取消(公检法外交国防除外)绝大部分公车，可是公车改革却选择了向干部进行赎买的政策，仿佛这些车辆不是国家的而是他们私人的，所以国家应该出钱赎买。显然，这是打着改革旗号公开掠夺国有资产，特别是在拿了车补之后仍然使用公车，就不再是制度性腐败问题，而是个人或集团的刑事犯罪问题。 　　目前在拥堵已经威胁到城市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在反腐败要动真格的情况下，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有失效的情况下，取消公车的条件已经成熟。取消公车的作用不仅是减少车辆运行问题，还会加快城市公共交通建设。一旦官员也上下班挤公交挤地铁，将肯定会加快公共交通建设。今年夏天苏州交通局长体验生活只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感觉热得受不了，立刻下令把公交车换成空调车。中国改革之所以越来越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根源就在于官员从来不参加“担负成本”的改革，而只参加“收取租子”的改革。只要让官员和老百姓一样担负改革成本，中国改革就一定能够变成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改革，即使中央不再强调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改革也一定会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就是制度建设的强大作用。还有，官员的生活方式往往具有导向性作用，官员做什么，一般老百姓就追随什么。如果官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老百姓肯定会纷纷放弃开车，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二是鼓励拼车，坚决废除保护资本集团的所谓打击黑车制度。一辆汽车可以坐5个人，5个人乘坐一辆车肯定比现在1个人开一辆车，要减少拥堵和污染。可是，北京市为了保护出租公司老板的利益，牺牲整个城市老百姓的利益，严禁拼车，否则没收车辆，最高罚款50万。判罚标准就是车主和乘客能否说出彼此姓名，如果说不出就以拉私活重罚，严禁多人共乘一辆车。这种做法的公开旗号是保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实际上是保护出租公司老板的利益，保护相关部门腐败的利益。本来国家应该向出租司机直接颁发运营牌照，没有出租公司每月5，6千元份子钱的盘剥(出租公司份子钱实际上就是黑社会的保护费)，司机、乘客和国家三方面都会增加利益，唯一“吃亏”的就是被切断腐败渠道的相关管理部门。可就是为了保住腐败渠道，便采取了出租公司体制，严禁拼车，动用国家力量强制保护出租公司的利益。 　　为了掩饰保护官僚富豪的实质，北京市弄来几个专家断章取义地强调收取拥堵费是一些国家(其实就寥寥几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不是成功暂且不论(英国一直争论不休)，只是这些专家不应该歪曲事实，故意隐瞒了所有收取拥堵费的国家，都是鼓励拼车的国家，都是公务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国家。而没有一个国家是官员乘坐着公车向老百姓的私家车收取拥堵费，更没有为保护几个富豪老板的利益而严禁全体市民拼车。这些国家收取拥堵费只不过是取消公车和鼓励拼车之外的一种补充方法，而在这些专家和官员嘴里却变成了唯一方法。作为十分熟悉各国治理拥堵方法的专家，如刻意此歪曲事实、隐瞒真实情况，的确有些不讲良心;作为政府官员这样做，则无异于造谣说谎。 　　三是鼓励自行车出行，废除限制自行车的各种制度和设施，实行自行车优先制度。包括欧美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探索实行自行车优先制度，比如路口有专门自行车红绿灯，自行车走完以后汽车再走等等。这不仅能够减少拥堵和污染，还能够更加促进社会公平，因为骑自行车的比开汽车的更加贫穷，如果是富人骑自行车那就更加应该奖励。这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大众政治制度在城市管理上的体现。但是作为大众政治发源地的中国，却如同在其它方面与世界政治文明反其道而行之一样，在道路设施和管理方面却在限制自行车出行：自行车道大量消失，规定自行车长距离绕远，自行车停车场被关闭，地铁周围自行车被清理，电动车没有充电场所等等，所有这些都逼迫人们放弃自行车转而选择负担沉重的汽车。 　　建立自行车优先制度，就是要由目前劫贫济富的政策向劫富济贫的政策转变，取消公车节约的数千亿经费用来发展公共交通;收回补贴官员的经费和各种汽车收费，转而对自行车群体进行补贴，不是补贴给个人，而是建立免费的公共自行车交通网络;与公交车优先通行一样，设立自行车优先通行制度等等;让人们把扔掉的自行车重新拾起来，形成出城开汽车、城内骑自行车的出行习惯。建立自行车优先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拥堵和污染，还可以让弱势群体和具有公众意识的人得到应有的维护和奖励，在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也改善社会环境。 　　四是加强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建设。加强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建设的方法有千条万条，但是最管用的一条就是让各级官员(中央领导人可以暂时除外)乘坐公共交通。只要官员一坐上公共交通，与公共交通相关的所有问题就会立刻解决。 　　结束语：改革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成本也有成果，以往中国改革成本由老百姓承担，成果由官员富豪享有，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只要出现社会问题，就向老百姓身上转嫁负担。老百姓不满意，就依靠军警维稳，把社会关系绷得越来越紧，把原本是临时状态的军警维稳，变成了社会常态，使国家和人民处于对立之中，很容易被颠覆势力所利用。摆脱这种危机状态的唯一途径，就是共享改革成果，共担改革成本。从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提出了要共享改革成果，此前共享改革成果之所以收效甚微，就在于没有共担改革成本，老百姓单方面担负改革成本，完全抵消了中央共享改革成果的努力。 　　所以，要共享改革成果，就要共担改革成本。否则，共享改革成果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2013年9月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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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热度 2 稻草 2013-8-26 16:26
“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语出沈德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语出沈德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两天来，沈德咏发表于媒体上的这段话，总在眼前晃动。法律教科书上“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今天被中国最高法官的一个“天”字，让每个没进过法学院的公民深感震撼，对现代司法理念的真谛若有所悟。 　　话题十分沉重。一段时期来，不断有刑事冤假错案被披露，更有“刀下留人”的惊天冤案被曝。每个冤案，对受害人一生造成的精神摧残永难平复，对其家庭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永难弥补，也一次次伤害了民众对于国家法治的信心。 　　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在艰难中前行。冤假错案公之于众，天塌不下来;不能直面反思，还要掩饰，天倒会一片片压下来! 　　冤假错案一再发生，必有系统漏洞，并不是法院一家的错。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如何通过程序公正达至司法公正，法学家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论文，也可以举办种种“论坛”，不是这里几百字能说清的。多年前美国的辛普森案，被国际司法界认为是“疑罪从无”的典型案例，这也不是我们所要回顾研究的。我们只是有感于“天”，为我国最高法院领导能有这种直面冤案的精神感到一丝欣慰，为最高院领导能大胆地说出这样震人心魄的话鼓一次掌，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今日手握审判大权的最高院的司法理念。有人说，不觉得晚了点吗?是迟来的声音，但这是一种实在不能忽视的珍贵进步。这样的进步，其意义深远，关联每个国民。我愿意相信，坚定这样的司法理念，对中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会产生巨大影响。 　　脚下是地，头上是天。我们生存于天地之间，没有地无可立足，没有天陷于死黑。天庇佑我们，天赋人权。苍穹下，人人都有人格尊严，都是直立的“I”。愿完善而又严密的法治，为每个公民撑住头上的那片天。 　　“天”说，一定会写进中国当代法治编年史！向沈德咏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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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德国学者称日本有四宗罪：先归还领土领海
热度 4 cat 2013-8-15 22:39
核心提示：德国学者卡尔亚西帕斯关于人类战争罪的4种罪责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但遗憾的是，二战结束已经68年，日本从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思想认识）等4个方面，均未能承担和解决战争责任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同盟国要求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战后68年 来，由于未能彻底清算其侵略罪行及战争责任，日本社会始终存在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奇谈怪论，政客公然“拜鬼”，甚至有个别政要“失语”到要学纳粹。日本 政治加速右倾化的行径引起国际社会担忧。“闭眼不看过去的人，对现在和未来也是盲目的”，缺乏历史担当的日本，不仅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尊重，而且将动摇二战 后国际秩序，对地区和国际和平构成重大威胁 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纐纈厚（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 上杉聪（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事务局长） 阿米泰埃佐尼（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辰己由纪（美国史汀生中心日本籍研究员） 日本在二战中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时至今日，日本在各个层面仍未能承担和解决战争责任问题 朱 成山：日本在二战中犯下了种种罪行：主要有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毒气战、对劳工的掠夺和迫害、强征慰安妇和性奴役、推行“集团部落”、“无人区”和“三光 政策”、经济和文化掠夺、无差别轰炸、虐待战俘等。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日本的侵略和加害，中国仅在1937年至1945年期间，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 印度尼西亚伤亡400万人；越南伤亡200万人；菲律宾伤亡111万人；马来西亚有15万华人遇害。此外，共有1.2万人被日军细菌部队作为“活体实验” 惨遭杀害；超过20万的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妇女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日本在二战中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德国学者卡尔亚西帕斯关于人类战争罪的4种罪责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但遗憾的是，二战结束已经68年，日本从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思想认识）等4个方面，均未能承担和解决战争责任问题。 日本应该从政治上谴责和批判侵略战争，归还在战争中窃取的领土和领海， 彻底与战争割裂；日本应该在道德上真诚地反省、道歉和谢罪，主动地向被害国人民进行人道主义的赔偿和补偿；日本应该对那场侵略战争的性质作出明确认定，不得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制造种种理由开脱责任。 纐纈厚：二战期间，日本强行发动毫无正当性的侵略战争。不少日本人心中的爱国之情，在侵略战争中实际遭到了否定。错误的爱国主义致使国际社会不再信任日本。我认为日本应当正视现实，彻底承担战争责任，从而在国际社会中担负起作为和平国家的责任。 中国人民坚持抗日14年，以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的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 成山：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的价值可以用6个“最”概括：开战最早、结束最晚、历时最长、牺牲最多、损失最重、贡献最大。从1931年“九一八”事 变开始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正面战场上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多次会战，粉碎了日本帝国 主义“速战速决”3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歼敌1万余人，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又进行了南昌、长沙、昆仑关、枣 宜、上高等系列会战，抗击、牵制和歼灭了日军有生力量。敌后战场上军民克服重重困难抗击日军，尤其是1940年8月发动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歼敌 2.5万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人民坚持抗日14年，以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的代价，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王 建朗：中国抗战有力地牵制了日本，使日本无法将中国战区的资源转用于太平洋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春说过这样一段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战场战略价值 的理解：“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会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中国军队不仅在本土积极抗战，还曾两度派出精锐部队出境作战。此外，中国还积极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朝鲜、越南的抗日志士先后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统合力量，在中国境内成立了临时政府或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国内的抗日力量。 纐 纈厚：中国人民对日抗战能力非常高。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一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在与中国的战斗中耗尽了国力。特别是从 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日本将庞大的军力投入到中国战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使日本国力凋敝。而中国人民在作出巨大牺牲的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了日 本侵略战争的不正当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最终打败了日本。 多数日本人不愿承认日本败给了中国，片面夸大美原子弹的作用，既是历史的无知，更是日本内心拒不认罪的表现 上 杉聪：日本接受中英美联合发布的《波茨坦公告》而战败，但日本不愿意承认败给中国这件事情，一部分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波茨坦公告》，对历史非常无知。中国 也没有参与战后对日本的占领。许多日本人认为日军在中国战场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真正让日本的海军及空军彻底崩溃的是美国，再加上美国对日本国内实施的连 番轰炸，最后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也造成多数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日本是输给了美国而不是中国。 王建朗：在战争后期，日军已在中国战场上全面陷入被动，美、苏在促成日本走向快速投降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军民的长期抗战消耗并消灭了日本的有生力量，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事实不能抹杀。 日 本人惯有崇拜强者、歧视弱者的心理，战败的结果并没有改变这一点。他们无视战争的胜败乃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愿意承认日本输给了美国，而不愿意承 认它同时败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战后，盟国方面虽然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算，日本社会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但是都很不彻底，没有促 使日本社会形成对战争的正确认识。 朱成山：日本人不愿谈中国军民在中国战场上为打败日本发挥的作用，与战后美国对日政策有了根本改变有关。 随着冷战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即由战时打击削弱日本改为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在远东地 区的“反共堡垒”，具体表现为保留日本天皇制、对日本战犯审判不彻底、一大批日本战犯或嫌疑犯被释放、对日战争赔偿被终止、强行签订《旧金山和约》宽大日 本、制定《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等，这些都是日本不能正视战败历史的外部因素。 纐纈厚：从1945年到1951年的6年间， 日本被联合国军占领，但实际上日本是被美国单独占领。在此期间，美国强加给日本一个“（日本）在二战中被打败是因为与美国进行战争所导致的结果”的历史认 识。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一直把此前的战争称之为“太平洋战争”。这种叫法把日本与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尤其是与中国人民之间进行战争的事 实抛之脑后。日本战败的最大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正因为不去学习这些历史教训，战后日本以及日本人对亚洲的认识非常淡薄。 一些日本人对战争的反思仅限于技术或策略层面，而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浩劫。反思战争，需要有反思整个日本近代史的勇气，美国也责无旁贷 王建朗：日本人很少从破坏世界和平、给人类造成浩劫的角度来反思发动战争的不义。他们更多是反思战争为什么失败，认为日本不应该将战争扩大化，不应该向美国开战。反思战争，需要有反思整个日本近代史的勇气，战争与日本近代发展史有着密切关联。 朱 成山：日本不能正确看待战败历史，美国负有很大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是东京审判的偏颇和缺憾，使得日本人普遍对战争的侵略性质认识不足。把战争责任全部推 给日本军部，削弱了日本全民族对战争的反省意识、责任意识和加害意识。二是强行签订《旧金山和约》对日宽大和片面讲和，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及其责 任。该条约排斥日本侵略战争最大受害国中国、朝鲜以及亚洲各受害国，违背被侵略和奴役国家的意志，为日本松绑，并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为日本开脱。三是纵容日 本保守势力复辟、倒退和回潮。 王建朗：《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已被判处监禁的战犯被陆续释放，1948年底，包括岸信介在内的战犯嫌疑人被 全体释放，不再审判。到1958年，在押战犯包括那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战犯被全部释放。原先因战争责任而被明令解除公职的日本政界人物、旧军警人员也陆续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政界及各界的显赫人物。 与之相比，德国的情况大不相同。除了纽伦堡国际审判外，德国国内一直进行着非纳粹化的国内审 判。在联邦德国，对纳粹战犯的追究时限被一再延长，到1979年更进而宣布撤销时效限制。截至上世纪90年代，德国追查战争犯罪嫌疑人案件有10万余起， 对6000余件案件的当事人作出了有罪判决。而日本则无一例自我追查战争犯罪的案例。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政要发表一系列错误言论时，美 国态度暧昧。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从长远来看，日本错误的历史认识以及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系列错误举动，必将对 二战后所形成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这一秩序一旦动摇，美国难以置身事外，最终可能不得不品尝自己酿造的苦酒。因此，摈弃短期行为，促使日本正确认识历史， 妥善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阿米泰埃佐尼：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公开、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历史，这点和德国有很大的差别。德国在历史教育方面注重悔过教育，而日本在历史教育方面不足。 辰 己由纪：日本是以天皇的名义发起战争的，而美国和同盟国却决定保留日本皇室。这也是日本民众没有机会能够对历史进行自我反省的原因之一。简而言之，日本战 败后，日本民众没能参与到最终决定“谁为战争负责”和“怎样处置责任人” 这样的过程中，而美国在这一点上是负有责任的。 反思历史不是为了清算旧账，而是从中汲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日本不愿认真反省战败历史，将把国家引向错误的方向 朱 成山：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说过：“闭眼不看过去的人，对现在和未来也是盲目的”。日本不愿认真反省战败历史，其潜在的危害性主要有：一是误导日本国民特别 是青少年的历史认知，使得日本人的历史观与世界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是不能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使得日本在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处于更加孤立的地 位；三是放弃战后走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有把日本人民再次推向战争深渊的危险。 王建朗：一些日本人总是声称，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爷爷辈的旧账，不应该在今天还不断提起。我们要说，反思历史，不是为了清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今后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日本对战争的反思很不够。日本高官不断引发所谓“失言风波”，而最近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居然公开声称，日本在修宪方面可以学习德国纳粹的手法。可知日本在错误的历史认识道路上已经越滑越远。重犯历史错误，无论对他国人民还是日本人民都将是一场灾难。 纐纈厚：当前，手握自民党政权的保守政治家们和支持他们的日本保守右翼势力的历史认识极其草率而且危险。最近麻生副首相认可纳粹的发言便是证据。肯定纳粹这一独裁政治意味着极有可能再次把日本引入错误的方向。 安倍政府在先前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目前正朝着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方向努力，其目的就是让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实质化。这一倾向与日中两国人民和睦相处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阿米泰埃佐尼：最近几年间，日本一些政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倒退到了二战前的状态。在慰安妇、参拜靖国神社这些问题上，美国一直在私下里警告日本，警惕修正主义的出现。 目前，日本国内出现了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日本经济低迷态势并未扭转的情况下，民族情绪的上升可能会导致极坏的后果。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美国不应该因为自身面临军费缩减的挑战，就鼓励日本发展军事，承担更多防务任务，这俨然就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 (原标题：德国学者战败日猛批日本四大罪：先归还领土领海)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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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稻草 2013-7-21 15:16
提 要： 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预设，得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的结论。根据这一逻辑，只要能取得最大经济利益，资源配置便“合理”了。然而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代表一切的合理性。因为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公职人员追求任何私人利益都是“不合理”的。这说明，从反腐败角度看，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公职人员不应是“经济人”。本文以“反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预设，提出了从公权力配置资源出发构建反腐败学的理论构想。 关键词：“反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反腐败学 近年来，反腐败研究者试图从经济学视角打开缺口，探讨反腐败理论。所谓“反腐败经济学”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结果。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寻租理论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把政府干预市场化，把政府创租、企业寻租作为研究内容，同时也为研究“权钱交易”等经济腐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云鹏认为，在以往与“寻租”有关的“权钱交易”中，掌权者凭借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对寻租者而言，在交易中，“送上一元钱，可能会得到10元，乃至 100元的回报”。这种简单的成本核算及其收益，驱使更多的寻租者“积极”参与到“寻租活动”。无论是合法、半合法，还是非法的“寻租活动”，其实都是在利用自己的权力侵占公共财富，或将公共财富据为己有的腐败行为，从本质上看都属于违法违纪行为。人们对腐败、反腐败的认识依然只是停留在政治或思想意识形态层面，多数情况下将腐败与反腐败视为政治行为、政府行为、政治集团组织性行为，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腐败、反腐败与经济、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系。 所以张云鹏认为，可以建立一门“反腐败经济学”，为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并遏制腐败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但我认为，建立“反腐败经济学”是对经济学的一种误读。“反腐败经济学”在逻辑上是个悖体，因为从建立学科的角度看，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与反腐败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恰恰是相反的。我们知道，经济学的逻辑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反腐败则要求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 不过，将腐败问题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腐败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合理配置资源。我们知道，资源配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市场配置，二是政府调控，即公权力配置。为便于直观地表述，我们用下面的资源配置公式表示： 资源配置=市场配置+公权力配置。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但怎样配置资源才是经济学意义上合理的呢？这就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按照这一假设，问题来了：市场配置的主体作为“经济人”无疑应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但公权力配置的主体如果也是“经济人”，去追求不正当利益最大化，岂不是腐败？“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职人员实施犯罪时，在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权力、财富等）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经过成本—收益的计算权衡，最终也会做出自己认为的合理选择：实施腐败的行动。” 所以说，腐败与经济学结合确实可以建立一门学科，但不是“反腐败经济学”，而是“腐败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在特定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腐败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反经济学”理论。 “腐败经济学”与“反腐败经济学”虽一字之差，实则南辕北辙。因为“腐败”从利益考量看与“经济人”具有逻辑一致性，建立“腐败经济学”没有任何逻辑障碍，而且它确实揭示了腐败的本质，即“腐败”是通过公权力配置资源来实现不正当利益。但“腐败经济学”从学科性质上讲显然不是反腐败理论，反而是一种腐败理论；它也不是经济学，而是一种反经济学。“腐败经济学成立的前提是抛弃以往的道德理论，彻底引入经济学理论，按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来分析腐败的机理。也就是说，腐败不应被视为一种道德问题，而应当将它看作一种经济行为；腐败的主体——人被视为经济人，而非道德人。” 由此看来，“反腐败经济学”虽然立足于反腐败，但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而“腐败经济学”虽然能成为一门学科，但却是反经济学的腐败学说，顶多不过是一门类似于“厚黑学”的歪学，学之恐贻祸社会，不足为学。 但公权力配置资源并不是不追求利益，只是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而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则是公权力配置资源所要追求的。事实上，公职人员用公权力配置资源时，其身份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应是私人利益的代表。所以，在设计公权力配置资源制度时，一方面要实现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杜绝公职人员追求不正当利益。有的经济学家为了避开这一矛盾，索性只研究“市场配置”问题，美其名曰“市场理论”。但我们知道，经济学历来都不能回避公权力配置资源问题，只是不愿正视这个问题而已。像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等，都离不开政府的调控，即公权力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了正本清源，我们不妨把只研究“市场配置”问题的经济学称为狭义经济学，而把研究“公权力配置”问题的经济学叫做广义经济学。很显然，在广义经济学中，公权力配置资源的公职人员的身份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同样用公式直观地表示为： 狭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市场配置资源。 广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公共利益代表）。 这样我们得到下述经济学公式： 经济学=狭义经济学+广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市场配置资源+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公共利益代表）。 从经济学的完整意义上说，由于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都不可抹杀，所以所谓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理论其实是狭隘的。广义经济学概念弥补了狭义经济学的不足，也能更好地解释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并行的新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一些经验：即一种渐进、双轨的方式。” 不过这种经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那就是腐败。“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确实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增长并不是一种高效率的增长，其成本和代价也是很高的，低效率和贪腐很重的情况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4年，由于票证的实行和价格差的存在，腐败主要发生在消费品领域；第二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腐败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以来，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腐败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领域 。尽管伴随着这些腐败，但中国经济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使许多经济学家直呼中国经济看不懂 ，其原因恐怕就是他们没有研究“广义经济学”。因为中国在发展中一直致力于反腐败，将腐败遏制在可控范围内，使腐败现象不至于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和社会的“肌体”。 到此，我们是否就解决了“合理配置资源”问题呢？不然。因为只要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腐败就不可避免。“这就是权力作用的‘双刃剑’，在无制约的公共权力面前，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腐败劣根性，是无法避免的。” 有腐败，就不能说资源配置是合理的。因为腐败的实质就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经济学研究的“公权力配置资源”确实存在与“合理配置资源”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学的范畴里，由于存在市场配置和公权力配置两种不同性质的配置方式，以及公职人员存在公共利益代表和私人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在“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前提下，“合理配置资源”本身就是个悖论，因而在经济学内部是不可能解决“合理配置资源”问题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依靠另一门理论：反腐败学。 反腐败要求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我姑且称之为“反经济人”。也就是说，反腐败学的行为主体——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代表身份不能是“经济人”，而应是“反经济人”；但公职人员的公共利益代表身份又是“经济人”，需要其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实现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就会构成渎职。这样，我们得到公职人员在经济学意义上互相矛盾的追求，即公职人员具有公共利益代表和私人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因而扮演着“经济人”和“反经济人”的双重角色。 “反经济人”假设：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任何不正当利益。 公职人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以“经济人”的角色追求正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私人利益的代表以“反经济人”的角色不追求不正当利益，这都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学公式类似，我们用以下反腐败学公式来直观表达： 反腐败学=反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私人利益代表）。 现在，我们可以完整地描述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了，即合理配置资源除了从狭义经济学视角来搞好市场配置，从广义经济学视角搞好公权力配置，还应从反腐败学视角来规范公权力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学是破解经济学中“合理配置资源”悖论唯一的逻辑选择。于是我们得到以下合理配置资源公式： 合理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狭义经济学意义）+公权力配置资源（广义经济学意义）+公权力配置资源（反腐败学意义）。 所以说，经济学和反腐败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却具有相同的追求，那就是“合理配置资源”。换言之，经济学和反腐败学都是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其中经济学研究市场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公权力为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合理配置资源，而反腐败学研究公权力不追求不正当利益而合理配置资源。 在这里，经济学和反腐败学虽然都研究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但却有着明确的理论边界；两者的理论预设，一个是“经济人”假设，一个是“反经济人”假设，也是完全相反的。 综上所述，反腐败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这一理论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和研究领域，其理论边界也十分清晰，其理论价值更无庸置疑。 (本文摘自《国腐论》总论，标题有改动，作者：王习加） 潘启雯.经济学视阈中的反腐败之维评张云鹏《反腐败经济学》 ，http://www.sinoss.net/2010/0515/21632.html， 2010-5-15. 张云鹏. 反腐败经济学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0. 徐晓冬. 制度的理论与技术细节——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借鉴与思考 .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0-05-10. 耿建萍. 从经济学角度探索治理腐败途径 不妨创立“腐败经济学” . 山西经济日报，2009-10-24. 杜君立，腐败经济学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Practice/201108/t20110830_120218.htm.2011-8-30. 林毅夫，“中国奇迹”的经济学解释 ，理论导报，2010，(3). 魏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且深入的改革 ，学术月刊，2011，(8). 2009年5月14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党校“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讲课时所讲. 韩秀云.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5. 曹英. 权利腐败与制度救济——历史视角与个案研究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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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未来科学的突破点：经络学说
热度 3 天涯过客 2013-4-22 16:39
http://bbs.creaders.net/education/bbsviewer.php?trd_id=853864blog_id=146345 未来科学的突破点：经络学说 老几 中 国近代据说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被人欺负了几百年，所以科学对华人社会特别重要。在现代中国无神论社会中，科学的意义丝毫不低于西方社会的上帝。不可否 认，科学这个上帝给中国社会乃至全人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破除了迷信，在一定程度揭示了大自然的秘密；满足了人类各种需要，实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 梦想。正是因为这样，科学才获得的崇高的地位。 不 过人们似乎忘记了科学的出身。科学是什么？以前谈到过科学“虚”的定义，其“实”质就简单一句话，探索研究事物变化的规律和原因。科学只有在“田里”不停 地耕耘，才是科学。登上神坛的科学，离开了探索这个灵魂，科学就已经不是科学，成了教条，与科学无关，与真理无缘了。这方面只要看看有些中国“科学”院士 的奇谈怪论就不难理解了。 有 不少人以为有理工科学历或者博士就算懂科学了，实际上未必。懂不懂科学跟学历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没有自己亲自挖坑埋土，收获果实，算不得农民。同理，没有 自己亲自动手搞过“真正”的东西，没有经历过失败挫折，没有主持或参与研究出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书本上读的东西再多，不可能懂得科学。比如有位姓方的博士 打假，很有成果，因为他对写科学论文是训练有素的。论文抄袭之类的假，一打一个准。但这位姓方的站到“试验田”里，一说话，你就知道，这哥们自己也是个假 科学家，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教条。 其实搞科技的不论什么专业，就一个路子，实证。所以有没有科学素养，几句话就能知道。万维网上藏龙卧虎，不必多说，卖狗皮膏药的也不在少数。 伪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科学一时解释不了的现象，不是用科学的精神去探索，而是用科学教条的大棒，一棒打死，以所谓“科学”来判定一个事物是否存在。 这 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否定中医的经络学说。否定经络存在的理由，一个是解剖学里面没有发现经络存在。这是犯了科学实证的“界定性”错误。任何现象都是有条件 的。经络是气血通道，死人气血皆闭，焉能测出经络。就比如你把电源关掉，再去测有无电流，然后得出电流不可能存在的结论。其荒唐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个否定经络存在的理由是试验验证不出经络存在。试验没有发现不等于不存在。由此得出经络不存在首先是个逻辑错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试验设计方面有严重的错误，比如有违“无干涉原则”等等。就像您测水流速时有人拿根棍子在旁边搅，如何能测得准？ 有意思的是，大量声称证明经络存在的试验，也没有说服力，比如中国科学院那些声光电试验结果。这些试验的问题，是不符合科学试验的“排它性”原则。充其量只能算佐证。 所 以说，用科学方法来证明经络存在，首先要根据经络现象的特点来设计试验。经络首先是个生命现象，受意识控制，而意识是个量子态甚至“亚”量子态（自定义， 无出处，特注）。我们知道，量子态下的运动是受观测方法而改变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测量经络时，它可能已经不是原来的状态了。因此传统的科学方法来证明经 络存在是不可能的，必须要考虑意识的量子特性，结合量子物理的最新成果。 有人会问，老几对经络的存在怎么这么肯定？没有错，我是非常肯定。因为经络本身就是实证的结果，是人体这个最精密的仪器实证出来的。任何练过正宗太极拳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老几这篇说了什么？就是什么是科学方法论。这就是今日哲学的一个未来（如果哲学有未来的话）。 值得一提的是，万维哲学家兔子网友在他最新的范例哲学里，从哲学上提出宏观运动和微观运动完全不同的概念，与本文的想法有可借鉴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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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西方发明了民主制度，中国发明了社会平等
热度 5 岳东晓 2013-3-17 04:35
刚看了一下 楚楚的文章 ，内中说到，“大家普遍认为西方政治远比东方政治先进”。其实，这可能是一个误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比西方先进多了。西方的很多制度是到明朝时期才从中国引进的。 这里有篇文章试图分析中国人基因优势的原因， 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how-social-darwinism-made-modern-china-248/ 。其中很大的篇幅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领先西方上千年。 这表现在，中国与西方不同，具有高度的社会平等。文中说到，近代西方思想的哲学原则是平等，但实际上中国社会更加平等。（ The founding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has been the “Equality of Man,” while that of Confucianist China was the polar opposite belief in the inherent inequality of men. Yet in reality, the latter often seemed to fulfill better the ideological goals of the former. ）西方社会长期都是世袭贵族，而中国社会从隋代开始就是通过考试挑选精英。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古代进士阶层高达84%来自原来的平民。而即使今天的美国，也不能与此相比。根据明清两个朝代600年的统计数据，只有6%的统治精英阶层属于沿袭其父辈，也就是说94%都是新人。 楚楚提到，即使在罗马共和国，社会依然不平等。确实如此。在罗马共和国，贵族(Patrician)与平民阶层(Plebeians) 差别巨大，贵族享有特殊的公民权利， 而这个差别完全是由出生定的，不因个人的成就与能力而改变 。贵族即使家道破落还是贵族，平民即使富可敌国也还是Pleb（除了极少的特例---如屋大维家族被凯撒提升为Patrician）。这种概念是基于宗教---那些贵族自认为其家族是来自诸神，比如凯撒就认为其家族源自维纳斯女神。这种“种姓制度”下，社会缺乏阶级迁移性。至于罗马灭亡之后的西欧，那更是原始的世袭贵族制度，农民基本是贵族的奴隶，贵族们甚至具有其领地上所有妇女的初夜权。 无神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国从秦朝开始，整个社会基本上只有两个级别----皇帝一个人一级，其余所有的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都是炎黄之后。包青天从一个普通家庭能考上进士，做大官、能斩皇亲国戚就是这个道理。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似乎理所当然，却不知在西方只有在美国革命之后才出现。 如果说西方发明了民主（*），那么中国就发明了社会平等。 *我在《西方民主与种族奴役》一文中指出，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源自种族奴役制度，以奴隶制种族内部的民主来制衡奴隶种族的反抗才是一种稳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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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3 8288 2012-12-26 17:41
西历2012年8月，美国华裔博士汤光文教授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科研论文，介绍了一项科研成果。大致内容如下：西历2008年，几名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专家在中国湖南某地做了一项人体试验，让湖南当地几十名6-8岁的儿童食用美国的转基因“黄金大米”，与其他儿童直接服用β胡萝卜素胶囊等食物作比较，检验两者转化成维生素A的结果。该文一经发表，立即在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西历2012年12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等三个部门联合公布事件调查通报指出，该科研项目“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严重违反科研诚信”，中国国内荫士安等三名责任人被处以撤职等处分。 历时三个月，终于有了结果。但该结果还是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这种以科学的名义从事研究的“学术不端”行为终于受到了惩罚；忧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此类学术不端行为还有多少？以后能否杜绝？ 在这个冠以科学名义的“黄金大米”儿童人体试验中，诸多“学术不端”、“违反科研诚信”的行为包括：不告知食用者及其家长转基因大米的真相；以过期的审查移花接木；将在国外煮熟的转基因大米违反有关法规偷运入境；在所谓的“科学实验”中，不向被实验者出示完整的知情书；在事后的调查中，故意撒谎，隐瞒真相，编造虚假信息；等等。诸如此类的恶劣行为，出现在所谓国际合作的尖端科学项目中，其胆大妄为令人目瞪口呆。我们不得不问：近几十年来，“国际合作”的科学实验项目不少，上述不同程度的恶劣行为，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铺天盖地的大肆宣传，使得很多中国人对于带有国外、科学、专家等各种头衔的事物具有了崇拜，而这种崇拜本来就具有盲目性。民众盲目崇拜最重要的安全保障就是国际、科学、专家的良心和严格的规则。但是，“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中出现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故意造假，很可能使得无数民众对于他们的信任几乎丧失殆尽。 当某些人一再以科学的名义指责、批评民众、非专家“不懂科学”的时候，科学家们如此胡作非为，如何让人们对他们的言行再报以信任？当全社会一再强调食品安全的时候，科学家们对于严肃的科学实验居然可以如此儿戏，全社会的安全阀岂不形同虚设？中国无数民众岂不随时都会在国际、科学、专家的名义下，成为他们名利的牺牲品？当中国社会一再呼吁诚信，一再爆发道德危机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应该被民众信任的一部分人，居然如此丧失道德而践踏诚信，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和脸面要求社会上的民众遵守诚信、践行道德？ “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发生后，还有专家强调类似产品曾经在美国做过安全性试验，因此，在中国的试验只是程序违规，而不涉及“黄金大米”对人体健康是否安全的问题。既然如此，既然安全，为何还要偷偷摸摸？为何还要瞒天过海？为何还要漠视被实验者的尊严和权利？难道就因为他们是中国的农民及其孩子？难道就因为他们没有多少科学知识？主持试验者所号称的“善意”又如何能让人相信？ 转基因作为现代生物技术的一部分，长期受到重视，因为，一旦成功并加以推广，它会带来巨大的功名和利益。在湖南“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中，诸多“学术不端”、“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究竟是一部分人科学精神的丧失、科学素质的缺乏，还是在名利面前的必然？如果是前者，国际国内的科学家们、专家们，这样的人还有多少？当一流的学者、科学家、管理者都能如此践踏科学原则，那么，他们所影响、所教育的无数年轻科技工作者又会怎样？如果是后者，当今世界无数与名利有关的科学成果，都纷纷进入中国，是否还有很多为了名利而假借“科学”的名义，不惜造假而对民众实施欺骗？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我们是否该借用罗兰夫人临刑前的名言：科学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湖南“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事件目前处罚了三名国内有关人员，这一科研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美国人，中国有关部门无权处罚美国教授、博士，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那么，今后我们是否还应该对于美国、欧洲，对于一切洋专家、洋博士、洋玩意抱有天然的信任？我们是否应该对一切打着国际先进旗号的东西，对于一切“以科学的名义”而横冲直撞的事物都抱有必要的警惕？五四先贤呼唤“德先生”、“赛先生”，事实上，民主与科学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当某些人“以科学的名义”而批判一切“非科学”时，我们必须警惕，科学很可能在他们手里成为独裁的工具。 科学有一套复杂而深奥的原理、规则，绝大多数普通人难以真正了解科学。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也增加了人们对科学了解的难度。而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又不断以新事物、新技术、新产品的面目，大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科学家应该严谨，应该在尊重科学事实的同时遵守各种规则，应该在从事科研的同时，肩负起社会责任。即便有时候个人能力有限，难以摆好个人科研成果与社会责任的关系，那么科学共同体的普遍规则还可以起到必要的防范作用。一旦科技工作者为了名利而利用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蒙骗和糊弄民众，那就是对社会的犯罪。 因此，湖南“黄金大米”事件之后，应该对全体科技工作者队伍加强诚信教育和道德教育，应该对涉及人类健康的诸多科研项目加大监管力度，尤其是那些有巨大名利的科研项目。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要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科学不是儿戏。对于民众来说，必须绷紧一根弦：当今世界“以科学的名义”而畅行的诸多事物，未必都是无害的。同时，我还支持湖南“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中被蒙骗的被实验者提出索赔。 注：本文刊发于《观察者网》，链接在此。略有文字修改。 刊发之前，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 湖南“黄金大米”儿童人体试验调查结果使我们看到：米国和中国的转基因科技人员费尽心机、偷偷摸摸、移花接木、瞒天过海，搞实验就像里通外国的秘密战线的地下工作者，36计不够用了，他们可以写一本新的兵书，名叫《六十三计——转基因攻防操作手册》。为的是他们的名利，不惜欺骗善良的中国人。http://weibo.com/1093974672/z8Xlo9K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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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6 新手登陆 2012-9-3 23:20
今日的中国社会就像被放入微波炉的物体，社会分子之间不断产生着内部的剧烈摩擦，制造出来的各种矛盾悲剧不断出现。而制造矛盾摩擦的主体第一种是政府部门和企业，第二种是别有用心的群体，第三种是心怀叵测的个人。我相信任何一届政府在上台初始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都是希望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但在向下面贯彻的途中，便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其目的多是为了钱和权。下面这篇报道就是最典型的第一种，其目的是为了钱。保险公司为了钱，法院却在抹稀泥，也许其中某些人也获得了利益，而死者是这个故事中的弱者，最无辜的受害者。每当有这种过时发生时，第二和第三种群体和个人便开始煽动，打着帮助弱势的旗子，在中国社会内部制造仇恨。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发达国家，法庭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倾向于弱者，而在中国正好相反。最典型的这类事件大多发生在征地拆迁上。我认为中国政府能不眨眼的把几百亿美元几万吨燃油送给外国白眼狼和强盗，为什么不把这些利益用在帮助自己国内的弱势群体上呢？如果中国明日发生战争，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官宦子弟和富豪子弟一定会逃之夭夭，中国能够也必须依靠的还是这些弱势群体。老蒋说过这样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用在这里倒是非常合适。把中国最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解决了，帮助遇到不公平待遇的弱势群体是中国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 司机下车检查不幸被货物掩埋致死保险公司拒赔 2012 年 09 月 03 日 18:44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 宁波 9 月 3 日电 ( 记者何蒋勇 ) 浙江宁波一司机下车检查货物时，不幸被货物掩埋致死。公司在先行赔付后，要求某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却认为，司机不是第三人，不在理赔范围内，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去年初，宁波北仑一运输公司驾驶员李某驾驶公司的重型自卸车，从码头装运黄沙到工地。卸货时，有些不放心的李某亲自下车查看卸货情况，谁知，活生生被车上倒下的黄沙掩埋。那天下午，工友们发现李某消失不见，赶紧报了警。派出所民警在重型自卸车的黄沙堆内发现了李某的尸体，李某已经死亡。几天后，运输公司与李某亲属协商一致后，支付了他们二十余万元的赔偿款。 　　此前，运输公司曾为员工在某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其中商业险的承保险种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率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限额为五十万元。 　　日前，运输公司将保险公司起诉到北仑法院，要求对方就此事故支付第三者责任险理赔款。 　　庭审时，双方的焦点集中在李某是否属于保险事故中的第三者。 　　原告方认为，驾驶员在车辆使用过程中有许多情况，驾驶员离开驾驶室后下车，他的身份即应转换为第三者。被告方则认为，商业险明确约定了驾驶员不在责任范围之内，保险公司的责任免除条款也已依法加粗加黑，并在保险单上又一次明确提示，原告方在签署保险合约时就应知情。 　　法院审理认为，尽管关于保险第三人的界定，法律层面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结合案件事实，李某驾驶车辆虽属车上人员，但在发生事故时，确已离开车体，在实际上停止了对该车的操作和控制，在做与驾驶无关的事，其身份已转化为第三人。因此，李某理应在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内。 　　北仑法院主持当事人双方进行了调解，双方约定由保险公司支付运输公司 80% 的赔偿款。 9 月 3 日，该笔款项履行到位。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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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不给别人留余地，可能自己没有立锥之地
热度 9 Chico 2012-8-29 03:56
长乐先生：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学或者社会伦理学可以辅导人们，但是，我觉得佛教更有教化人心的作用。《华严经》就特别提倡佛教圆融的精神，而且强调“包容必均”的思想。 　　星云大师： 　 　“包容必均”很难，社会中矛盾是难免的。在我们的家庭里，亲如父子也会有矛盾；夫妻那么相爱，彼此也会有摩擦。尤其中国社会的婆媳关系，几乎一半以上都 是有矛盾的。这个很可惜。本来是因情爱结成一家的人，为什么造成矛盾、添加仇恨呢？就是由于没有共识，没有沟通，彼此没有爱心，彼此是用成见来看对方的。 　 　我举一个例子，端午节那天，一个婆婆叫媳妇包粽子。现在年轻的媳妇哪里会包粽子，不过婆婆指示了也不得不勉强去做。媳妇从早忙到晚，粽子包好了，慢慢 煮，慢慢煮，终于快要煮熟了，总算对婆婆有交代，却听到婆婆打电话给小姑：“女儿啊，你赶快来，我叫媳妇包了粽子，你快回来吃。”媳妇一听，岂有此理，我 辛苦了一天，才刚煮好，你就打电话叫你女儿回来吃。她一气之下丢开围裙，打算回娘家。刚到门口，手机响了，是妈妈打来的：“女儿啊，今天我让你嫂嫂包了好 多粽子，你赶快回来吃吧。”这时候，她不禁泪流满面。 　　你看， 原来天下的母亲对女儿就是对女儿，对媳妇就是对媳妇。自己本身要认清自己的角色，就不会有意外的纠纷。那么，婆媳关系产生了矛盾，怎么办呢？这就要学习跳“探戈”了。你进两步的时候，我就退两步；我进一步的时候，你也退一步。 彼此都能进能退，就能和谐了。 其实，不论友情、爱情或是亲情，人际间的相处要多包容，少排斥，给对方留一半的空间，自然会减少冲突摩擦的发生。 　　长乐先生： 　　和谐，其实是两方或多方相互体谅宽容的结果。 　　星云大师： 　　是啊，两方相斗，会造成两败俱伤；若是两人相让，则两人都有所得。让步不一定吃亏，从礼让中，才能和谐双赢。忍让一下，看似吃亏，实际上就是占便宜。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阎罗王对两个小鬼说：“你们两个可以到人间投胎去做人了，现在我手里有两个名额，一个呢，一生都要忙着给别人东西；一个呢，一生都从别人那里拿东西，你们愿意做哪一个啊？” 　　小鬼甲抢先跪下来说：“阎王老爷，我要做那个一生从别人那儿拿东西的人。”小鬼乙只能让步，选择了一生都要给予的那一个。 　　阎罗王也不啰嗦，抚尺一振，宣判道：“下令小鬼甲投胎到人间做乞丐，到处向别人要东西吃；小鬼乙投胎到富裕厚德的人家，时常布施周济别人。” 　　长乐先生：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以佛教的因果论来解释，贫穷通常与悭吝贪得、不肯施舍、不能与人结缘有关 。我们反观现实，只想获得、不能施予的人，一般都不会有很好的人脉关系；每次都为了最大利益机关算尽，不给对方留一点余地的人，最终可能导致自己没有立锥之地。 　　星云大师： 　　为一点小利就去害人，日久自然大家都不愿意跟你合作。为了得到一瓢水，不惜把整个水源都污染了，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 　　长乐先生： 　 　儒家就讲，德是本，财是末，德是发财的基础；“外本内末”则会“争民施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如果没有与民同乐的德养，即使有了巨大的财 富，有谁愿意为你维护基业常青呢？如果人家都愿意跟着你，真心实意地为你出力，又何愁事业做不大做不强呢？这些道理，其实我们儒家的《大学》里讲得一清二 楚，谁说我们的中国哲学里面没有经济韬略？这些都是根本的至理。 　　星云大师： 　　我们做人要学习吃亏、包容，常以慈悲布施之心待人，对于所拥有的一切，能知足、感恩，常想“我能给别人什么”，自然能够胸怀大众，心中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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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的学术研究要建立在中国现在很好很成功这个基点上
热度 2 香椿树 2012-8-15 23:35
现代的中国的学术研究要建立在中国现在很好很成功这个基点上(数学） 按照我的看法，现在的中国社会，形势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看看互联网上的内容就知道，光说讨论案件吧，一些案件还是四年前的，个把公务员做了一些混帐事情，但是讨论了很久，说明这样的事情也不多见。经济上，中国已经有救美国或者救欧洲的能力，因此也还是占了上风的。神九号飞船成功，奥运金牌很多，这都是相当不错的事情。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并不是凭空唱赞歌，而是事实求是的说法。如果现在中国债台高筑，载人航天已经失败了几回，死了好几个航天员，社会治安已经恶化到了象国外的那种反政府武装到处横行的地步，经常在报纸上出现解放军在某某地区和反政府武装激烈交火，已经动用了坦克飞机，那中国的形势就真的很不好了，那我也不可能认为中国的形势很好。也就是说，从理工科思维的角度讲，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 当然，一说到中国社会很好，就会有人举出这个黑暗那个黑暗，什么贫富悬殊官商勾结，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贪污腐败，等等等等。 但是理工科评价社会的标准不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吧，如果让我回到十八世纪，我会写一篇文章认为英国社会很好，中国社会不好。但是有可能英国人不高兴，列举出英国工人阶级的惨状，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种种罪恶，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很好，并不是说乌托邦。中国的唐朝被许多人说很好，但是仍然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现在的中国很好，至少你不容易找到冻死骨吧？ 我说中国社会现在很好，是因为西方正在走下坡路，而中国正在走上坡路，中国正在崛起，美国和日本啊欧洲啊都在衰退，正因为它们在衰退，中国在崛起，因此受到各种攻击是必然的，想要不受攻击都不可能。 那么，在学术上的任务，理论上的任务，就是要从原理上讲清楚，中国成功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优势所在，中国社会的优点所在。 关于这一点，中国的文人们显然思想还没有拐过弯来。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已经成功地被西方的舆论洗脑，因此一定认为西方正确，西方就是真理。因此他们现在仍然在寻找证据来证明中国不好，美国才好，而且他们呼吁的所谓改革，正是打算把美国等国家的错误的制度引过来，是打算在中国搞内战，是真正地对中国社会不利，是批评那些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他们硬要认为是缺点，其实倒不一定是缺点的东西。 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找出中国成功的原因，并向发展中国家介绍这种原因，提炼出能够让各国都学习的成功经验，提炼出各国能够学习的政治制度，提炼出各国都能够学习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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