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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个人崇拜???
热度 3 稻草 2015-3-7 11:29
  谢静宜作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人,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近日出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披露了毛泽东一些往事。下面是她的一个回忆:   个人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人民群众对领袖出热爱,又有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迷信,这两种感情往往伴生在二起,不好加以区分。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据我亲身感受,我觉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是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谁“树”起来的。   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一旦察觉,他的态度是明确的。1966年7月的《致江青的信》;1967年12月的《关于湖南省12月16日韶山铁路通车报告的指示》,他对“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和说法作了批评;1969年4月九大召开之前,他对党章写进“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的态度;1970年他与斯诺的谈话;同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以后他对“降温”的指示等等,都有党内文件可以证明。对“文革”中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他是坚决反对的。   自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第一枚毛主席小像章出现起,造像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样式越来越多,像章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工艺越来越精,很多人搜集的范围越来越广。   这股风也刮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那里。我本人就搜集到许多精致的像章,夹在几个自制的泡沫塑料本子里,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大概谁也没有拿出来让毛主席看过。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拿着自己的像章册,得意洋洋拿给主席看,想让他也欣赏一下。万没想到自己讨了一个没趣。当时,我刚掀开册子,主席不知是什么,他伸过头好奇地瞟了一眼,发现是一枚一枚他的像章时,面部立即变严肃了。我看得出来,主席不高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老人家这样的脸色。   我紧张了,随即合上像章册,退后一步。主席说话了:“把它给我。”主席伸出手来。   我没有意识到这像章后面严肃的政治问题,只是从感情上理解这件事。我说:“我不给你。你要是给我扔了就糟了。我保存这么好,是很长时间才积攒这些呢!”   这时主席看看我苦笑了一下。主席接着问:“其他人也有吗?”   我答:“都有,有的比我还多。”   主席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厌烦地说:“真怪,对这个东西,人们像集邮票似的那么感兴趣。”他沉思了片刻,感叹地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呀!”   我离开了主席住处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后来,做像章的热潮逐渐下降,我也对搜集像章失去了兴趣。   1967年以后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二做“忠”字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做法,主席是不知道的。后来当我在无意中谈起这些事时,主席说:“荒唐!”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红海洋”从各种建筑物、各种场合发展到了自行车上挂语录牌。1968年5月,我发现爱人的自行车上也挂了一个小红色的金属牌,上面有主席语录。我注意了一下,发现大街上几每辆车上都有语录牌。有一次我告诉了主席。主席说:“告诉小苏,不要挂了。”   我说:“不行啊!大家都挂,他不挂怎么l街上有人干涉,不挂不让走。”   主席感慨地说:“这么厉害呀!”他又陷入了沉思。   1969年九大开过后,我和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到北京市委办的学习班开会,地点在海运仓招待所,因人多,食堂小,就餐分批,我和张荣温轮到第二批。进食堂后,桌子上剩饭菜狼藉,可是却要先念语录,向主席“请示”,十分荒谬可笑。   我和张荣温都感到十分别扭,但当时又不能公开反对。只好故意晚去就餐,作为零星人员逃过这套仪式。   后来,我把这个情况,以及看到有些食堂开饭时卖饭人与吃饭人互念语录的做法都告诉了主席。主席听后,非常生气,厌恶地说:“这是什么人发明的?”类似这些情况,听说主席身边的同志也向主席反映过。   苏延勋在基层听到一些辩论,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一分为二,也不应该这样提,而少部分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我问主席谁是对的,主席说:“你告诉小苏:我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少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1967年冬,我对主席说,林副主席说主席思想是当代马克主义的顶峰,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像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当时我是特别赞成这几句话才说的。可是主席问:这是林彪说的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主席深思了一会儿又说:“什么我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难道中央的指示不叫最高指示?我一个人说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主席生气了。   1968年春,我向主席谈起在工厂听到有人编的快板“毛主像挂中央,毛主席语录贴两旁,抬头看见毛主席像,心中升起红太阳”时,主席不高兴了,说:“到处都挂我的像,连战士的宿舍也挂我的像,我去散步时发现的,我问他们:‘你们敬的是什么神呢?’”   以后,主席两次发出“降温”的指示,对“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了理论上的批判。对“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三个副词”(即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了他的否定态度。这股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狂风得到了遏制。   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教训,留待历史学家和后人去评说吧!我作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之一,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为永远沉默的老人家说几句公道话。  (摘自谢静宜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44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毛主席逝世时他家里只有500多块钱
热度 3 稻草 2014-12-18 08:41
吴连登(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陪伴毛主席度过了最后的12年)说: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1周年。今年也是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70周年。再过十几天的12月26日,就是毛主席的诞辰日……。我们中国人民有今天,我们要感恩毛主席,感恩共产党。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为中国革命作出牺牲的前辈以及无数的革命先烈。毛主席一生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我们中央文献出版社副社长李庆田同志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中华五千年,顶天立地毛泽东”;第二句是“……,家喻户晓东方红”。我写的四句是:推倒三山填苦海,肃清五毒涤污尘;主席家中无私产,古今中外第一人。 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没有给他的后代留下任何物质财产,但是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毛主席逝世时,知道他家里还有多少钱吗?只有500多块钱。这就是毛主席家的全部财产。这500多块钱作为毛主席的遗物予以保留了。在中国的任何一家银行,没有毛主席的一分钱存款。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也没有毛主席的一分钱存款。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他是一个彻底的伟大的无产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毛主席还专门指示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把“为人民服务”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这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现在还在。就是我们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向前进。我们要永远缅怀老人家,忘记毛主席,我们就意味着背叛。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感恩毛主席、共产党。 毛泽东的稿费已经全部缴了国库,与毛泽东后人无关。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161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 老照片见证周恩来邓颖超伉俪情深 不离不弃
热度 4 VANO 2014-1-16 17:40
编者按: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邓颖超,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少年时就立志救国。 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同周恩来等人共同发起组织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 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与周恩来结为夫妻。从此,一生相伴50余年,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留下了为世人所传颂的佳话。   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925年周恩来邓颖超结婚照      1925年周恩来邓颖超结婚照      192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汕头合影。      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母亲杨振德的照片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      1936年,邓颖超同周恩来在陕北。      1938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武汉。这是他们在荷兰进步友人伊文思赠送给八路军的电影机前留影。      1939年5月,邓颖超和周恩来在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门前留影。      1939年,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臂伤。这是他们在莫斯科的合影。      1940年8月在重庆迎来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      1946年周恩来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      195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1959年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合影。      1960年8月,邓颖超同周恩来在密云水库。      1955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八达岭合影。      邓颖超和周恩来工作之余,在园中散步。      邓颖超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邓颖超作最后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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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改造我们的学习
稻草 2013-12-13 13:48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的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高瞻远瞩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 几十年,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因。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办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批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1)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做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地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的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上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2)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那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3)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 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38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华国锋与宫廷政变
热度 1 稻草 2013-10-8 22:12
华国锋与宫廷政变 作者:秋石客 华国锋,本姓苏,名铸。 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受过中等教育。 华国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有过贡献的。 1938年,17岁的华国锋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华国锋任山西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山西交城县委书记。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1949年8月,任湖南省湘阴县第 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1952年,调任毛泽东家乡的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 1954年,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这个位置自然使华国锋容易引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注目。 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在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基础上,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克服“左”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在指导思想上符合毛泽东意向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55年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不仅如此,面相忠厚的华国锋面貌以后也欺骗了他的许多政敌,如江青等,只有邓小平没有上当。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华国锋的会议发言再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的华国锋,并提出要回韶山家乡看看,华国锋立即作出安排并陪同毛泽东到韶山。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的班子在毛泽东眼中是靠不住了,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3年,华国锋到广东参观学习以后,写了《关于参加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后很有感触,写了很长的一段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 1964年,华国锋的努力使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仅有一百天,华国锋创造了一个奇迹。 1966年10月,华国锋离开长沙,到湖南欧阳海灌区,担任灌区工程党委书记兼总指挥长。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4月1日,华国锋出席党的“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 1971年10月至1975年8月兼广州军区政委。1971年11月至1977年6月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2 年,经毛泽东提名,华国锋继任刚病死的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3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参与筹备中共“十大”的召开。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会议上,华国锋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5年,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1976年,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席,军委主席。 1978年后先后被迫辞去总理、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华国锋的一生,在历史上值得留下一笔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谁胜谁负的关键时刻,带头策划热月政变,将走社派斩首,为资本主义复活奠定了政治基础。 一九七六年,上天注定新中国出大事,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紧张、不安的气氛在神州大地上漫延。 一九七六年元旦,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毛泽东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使毛泽东“试看天地翻覆”名句成了预言。 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九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死,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 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跟毛泽东、江青很紧,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账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选择是稳妥的,但谁能预料华国锋会叛变呢?当然,毛泽东也可孤注一掷,令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毛远新当中办主任,效果将是另一个样子,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寻求的是更稳妥的方针。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当天安门事件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屡败屡战,心情极坏。时大将韩信所向无敌,捷报频传,刘邦朝思暮想,盼韩信率大军前来助战,可韩信迟迟不动,却写信给刘邦,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借口是便于统治刚刚占领的齐国。当韩信信使赶至刘邦面前汇报时,刘邦正在吃饭,一听韩信要封王,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喷饭大骂,大意是老子正处危机存亡之秋,你不快来帮忙,却要急着要封王做官,岂有此理。话没说完,多亏谋士张良暗中踩他一脚,刘邦脑子转的快,故改口说男子汉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当场决定封韩信为齐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一段时间,韩信依然按兵不动。刘邦不解,问计留侯张子房,张良认为是没封地缘故。刘邦觉得有理,马上下令封齐国之地给韩信,韩信从此非常感谢刘邦,亲率大军与刘帮合击项羽于垓下,大获全胜,项羽死,刘邦终成汉高祖。后来,吕后借口叛乱罪,诛杀韩信。二千年后华国锋成了半个韩信,江青却比不上吕后,结果是大相径庭。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毫无疑义的。 毛主席死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中国没有当总理又当主席的先例,党中央一把手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对华国锋来说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主席意愿,全力扶助江青,另一种是制造江、叶平衡格局,自已左右大局,第三种是自己真正掌权。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青集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变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添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其他人是办不到的。 第二、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样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毛泽东生前顾情面,没解决汪东兴问题是一大败笔。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秘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风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划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他令公安部的副部长杨贵,用调虎离山计,陪同祝家耀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资深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 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无可厚非。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华国锋人品很差,可举两例足可证明: 其一是编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遗嘱。对此许多知情人都有揭露,如网上毛泽东授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纸条来历真相》透露: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内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说在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民大会堂等侯。 当时,毛主席的健康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 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藏起来了。”他说会见完外宾后,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 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 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法、意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椐。华国锋向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回国后,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的电话。以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是某政治局夫人讲,华国锋与邓小平斗争本有胜算,政治局中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等都支持华国锋,但华相信邓“我们老了,无野心,你要防和你年伶不相上下的人”,任由邓清君侧,迫使汪东兴等辞职,华极其自私。 对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左中右有不同的评价。 体制内邓肯定华“粉碎四人帮”,批华两个凡是;胡耀邦嘲笑华陶醉“英明领神”,支持倒华;体制外右派一反民主、宪政口号,倾力高赞华的热月政变,令人费解。也有右派认为是左派内部争权,乐不可支,客观上帮助了右派。 有少数左派肯定华国锋,以为他是拥毛泽东的。大多数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斩首行动起到了右派办不到的作用。个别左派和中间派认为他是反左倾路线而采取的不适当行为。 从党纪国法角度上讲,华国锋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 从政治上讲,华国锋和江青之争也可以说是权力之争,非路线之争。华国锋初衷也可能想继续走毛泽东道路,属于左派右翼。但历史的评判不会由动机决定,而是由后果决定。 今天,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已不是什么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已不是叶剑英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而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大部分有良心的干部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 热月政变改变了历史,让历史永远把华国锋钉死在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 华国锋死了,并没有见到他的反思,是不可原谅的。当然,也没见他与极右派打得火热,可见他还有些令人惋惜之处。 许多人把文革翻船看成历史的必然是不懂历史和政治的书生之见。历史上有许多封建王朝,长的有八百年、四百年,如西东周朝和西东汉朝;短的只有几十年,如秦朝和隋朝,为何王朝寿命差别如此之大?名为天意,实乃人为也!如始皇早立公子扶苏为太子,秦不至于二世而亡也!再如毛泽东续林彪接班之不变,天下决不会归邓氏;既使明昭江青接班,天下也不至于一世而亡红旗变黑唉,因为专制下的官员多会随风倒,江青立,臣会多附之,搞军事政变,谈之何易?君不见朝鲜父业子继应然强行天下乎!华国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不能自保,是夺权有胆,保权无术,实庸才尔。如果他发挥他夺权克左之勇,再力克邓小平右,则天下归华也不是不可能的。 华国锋给当代政治家的启示是,不彻底肃清政敌难成正果。华国锋给笔者最大的启示是,社会主义的成败关健是政治要民主,否则,专制、宫廷政治式社会主义必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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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要不要革命?-会不会有革命?
热度 11 mayimayi 2013-5-18 22:31
中国要不要革命? -会不会有革命??? 有不少人发文, 担心中国会官逼民反, 会 发生革命 俺的意思是,中国不需要新的革命,也不会发生革命 还有网友评论, 现在已经不是大刀长矛或者三八大盖的时代了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现在,与辛亥革命 和1949年夺取政权的社会,有本质的不同,1.老百姓不愿意流血的革命,2.革命也不会发生 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老百姓痛恨,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了,那些权贵阶层,家族的暴富,这里不去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发达,很多人有了汽车和很舒适的房子,中国人把全球各国的奶粉买断,就是目前中国人生活变好的证明,生活好了,人们会选择安逸,而不是革命,老百姓有钱了,就会心疼金钱,就会舍不得已经拥有的金钱和生活的享受,这样,革命就没有了根基 底层的老百姓,还在受苦,国内网民骂政府,很凶,但是,谁会领头,揭竿而起呢?革命,是血淋淋的,是要掉脑袋的,中国现在没有谭嗣同舍身求仁的环境,生与死,是一个很大的坎,辛亥革命,是千万个人头落地的后果,毛泽东1949年革命成功,更是数百万条生命的铺就, 国内,骂政府的多,要提着自己的头,去革命的人,不知在哪里?那些批判政府的头面人物,愿意失去自己的豪华跑车吗?愿意不去泡美女而去流浪,受苦吗?可能没有人。 中国最新的一次革命,可能就是1989年的风潮,那时,有好几亿人动起来了, 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比起24年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善,那时,中国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电话,今天,城市里捡破烂的人,都有手机,出国的中国人,看不起国外的中国人,中国国内使用的电器,高级多啦 台湾的演变,是很好的证明,蒋介石逃到台湾,是因为腐败,但是,在台湾,蒋总统没有通过革命,照样把一个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社会,改变成富足和不是极权的社会,没有革命,社会也能变好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国和强国,就是国内,没有发生革命,自血腥的南北战争后,美国一直是在没有革命的环境下发展,当然,它在国外,一直是战争和流血 本文,只想写短,本人,也是社会科学的门外汉,所以,就此打住 结论,中国变富啦,失去了革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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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一名高校教师对毛主席认识的三阶段
热度 28 稻草 2013-5-5 18:36
一名高校教师对毛主席认识的三阶段——谨以此纪念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作者:林渊发表时间:2013-05-05   谨以此纪念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我是一名高校教师。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0—1980 自然相信与肯定阶段   1960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这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过她的第10个生日。我们这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在整个中小学即少年儿童时期,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健康成长,无忧无虑,有一个幸福、快乐、完整的童年。   我们这代人从小自然地、天经地义地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毛主席是我心中自然的偶像。我们对革命先辈、英雄、工农兵劳模充满了敬仰与爱戴。   第二阶段:1980—1999 怀疑与否定阶段   1976年毛主席去世。到了70年代末期,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悄然刮起了否定文革、否定反右、否定公有制之风。这一小部分人在社会上虽然是少数(其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5%),但他们有权有势,有的还身居要职,掌握着话语权,所以影响很大。他们抓住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某一点不足或不完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进行所谓的反思、批判,进而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新中国、否定毛主席、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一时之间,社会上怀疑过去、否定新中国之风甚嚣尘上。   我于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年即1977年以知青的身份考入云南大学本科学习,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正好赶上这一期间的“否定”、“怀疑”热。青年人单纯热情,容易跟潮流,接受“新”事物快,我差不多全盘接受了这波“否定热”。   我很快也学着“主流话语”的腔调,否定这,否定那,鄙视毛主席,痛批毛主席,抱怨他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似乎我比毛主席高明不知道多少倍。俨然一副“新青年”的架势。惟恐不否定过去、不非毛,就被人说赶不上潮流、不时髦。   这一阶段的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动摇甚至否定。这实际上是不经思考分析的盲目的跟潮流。在近20年的时间内,我变成了大海上一艘随风飘动的小船。我与毛主席之间剩下的唯一纽带就是“毛主席诗词”。记得大约是1990年,我与一位挚友因为对毛主席诗词的评价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天之久的辩论。   这一期间,随着西方文化在我国的长驱直人,我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趋之若骛,甚至到了言必称美英法德的程度。同时也开始了我新的寻偶之旅。我阅读了不少的西方名著、人物传记,我先后崇拜过拿破仑、俾斯迈、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等。但是,近20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发现和找到真正值得我崇拜的偶像。我开始怀疑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值得人们崇拜的偶像和英雄!?   第三阶段: 2000年-至今否定之否定阶段   1999年5月,发生了美国悍然轰炸我住南联盟大使馆、导致我三名使馆工作人员死亡多名受伤的严重事件。事发后,美国始终拒绝正式道歉。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麻木已久的心。这期间,我正好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做访问学者,8月份我提前结束了在美的访学计划,回到香港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2001年又发生了在南中国海上空美国间谍飞机撞毁我空军战斗机及其飞行员的严重事件,事后美国再次拒绝正式道歉。这件事又一次震撼刺痛了我的心。   以上两件事使我陷入了长久的、深深的思考。我怎么都搞不明白,近20年来,中国一直待若上宾、甚至被某些人视为“战略盟友”和“救世主”的美国为何对中国如此蛮横残暴、毫不讲理?这是朋友吗??这样的朋友值得交吗???美国是否真像某些精英权贵学者所说的那样“民主”“自由”“博爱”?是捍卫秩序的世界警察??   在这一期间,互联网帮助我打开了视野。在香港大学,我开始经常浏览应该由海外华人主办的“文学城”网站,其中的“毛泽东”和“中国”两个专栏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由此接触到了很多在内地看不到的关于文革、反右、新中国、毛主席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发表于海外网站上,多由海外华人撰写,也有一部分是国外学者写的研究报告。这些文章和报告仿佛一下子为我打开了一扇天窗。再结合自己少年儿童时期的亲身经历,使我对毛主席和他的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这些认识包括:   毛主席所接手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石油,没有重工业,连火柴铁钉甚至都没办法生产的国家!一个刚刚遭受了百年战乱、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世界最贫穷的大国!在全国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不过35岁!而全国仅有的一点财富又被蒋介石集团洗劫一空,劫持去了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还没等建设开始,一周年国庆都还没到,美国人就打上门来了。换成今天的一些人,可能就学了卡扎菲上校,“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但毛主席不是卡扎菲,从1840年起受尽洋人欺压的中国人也再不肯弯下自己刚刚挺直的腰杆,于是我的父辈们“拿起枪、跨过江、打败美帝野心狼”!   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一支几乎完全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在毛主席的统帅下,竟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盟友所组成的联军从鸭绿江边一举打回了38线以南,并从此再也无法越雷池一步。即使其它一切都不谈,仅凭此一点,就足以令我对毛主席敬佩无比!接下来,美国人自然恼羞成怒,与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勾结一体,后来还包括前苏联,南北夹击,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封锁。然而在铁桶一般的封锁中,毛主席率领他的人民交出的是怎样一份建设成绩单呢?这份成绩单主要包括:   新中国于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   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二弹一星!   1975年发射成功了第一枚洲际导弹;   1965年研制成功人工合牛胰岛素,   1971年研制成功复方蒿甲醚,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   1978年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新四大新发明!!   以上八大成果完成时间:1960-1978年,共计18年!!!   此外,1959成功发现并开采了我国第一个世界级大油田-大庆油田;   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1年第一艘万吨巨轮下水;   1975年中国人90%以上接受了初等以上教育,人均寿命达到65岁,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 。   还有,1978年以后“需要进行改革”的成千上万“国有企业”都是谁留下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工业革命所建立的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后来的某些“精英”、“权贵”、“学者”们甚至连改革的对象都找不到。君不见,快30年了,连厕所都已经被私有化了的“精英”们却至今还云里雾里找不着北!   所以,我要说,认为毛泽东时代除了政治运动其他乏善可陈的人,如果不是道听途说、说话思考不过大脑,上了主流话语垄断势力的当,就一定是别有用心。至于说什么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更是奇谈怪论,逻辑不通,匪夷所思。对抛出这种论调的人,我不禁想问: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样一个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是谁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难道不是毛主席嘛?!怎么毛主席一死,这一切就忽然都和他老人家不沾边、只剩下“过”才是属于他老人家了呢?!把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统统放大,肆意渲染,然后全都记在毛主席的名下;把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统统撇开,闭口不提,或者干脆记到别人身上,请问,这是谁家的逻辑?!   当然,毛主席在抓建设的同时,确实搞过不少运动,其矛头主要指向领导干部、右派知识分子,还有阶级敌人,其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5%。但这些运动需不需要搞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今天干部队伍的顽疾“腐败问题”吧;看一看今天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以及这个“家”、那个“家”,看看他们的寡廉鲜耻吧。在看过这一切之后,我们难道还会认为毛主席“永保江山不变色”的思路、策略有什么错嘛?至少我个人认为,没有错,只有憾!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毛主席没有把他该做的工作做完,给了一些人“反戈一击”的机会!于是,20多年来,差不多只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那些所谓“挨过整”的大小“官僚”、“知识分子”诉苦的声音,清算的声音!而有关伟人的真象却长期在民间和海外流传…….   2002年,在海外学习、访学5年之后,我回到云南高校重执教鞭。五年来,我亲身耳闻目睹了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扶今思昔,纵横比较,上下求索,感慨良多。我深深感到现实比人强,现实比理论强。现实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教育了我,我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   最后,做为结束语,我把千言万语汇成几句话:   毛主席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第一人!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疑难杂症!!!   (林渊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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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毛泽东思想是中医的活灵魂
热度 6 岳东晓 2013-1-23 14:39
没有毛泽东的理论指导,不从中国5000年文明中寻找灵感,而是言必称希腊,青蒿素就不可能发明。屠呦呦本人也明言青蒿素的发明得益于毛主席的指引。 文革结束了这么多年,中国医学科学界拿不出一样成果能跟文革期间发明的青蒿素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酷的现实。为什么?思想被对西方的盲目迷信所禁锢,而丧失创造的勇气,是一个重要原因。 没有毛泽东,今天中国就可能不会有氢弹、导弹、飞船。为什么?崇洋者们会以为那只有白人的脑子能搞。毛泽东却说西方能搞的,我们能搞得更好,我们中国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我们也要搞点原子弹。中国氢弹爆炸后,蒋介石在台湾喃喃自语,美国人的绝密技术,他毛泽东真的搞出来了?!到今天,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掌握了这几样科技的、能一瞬间释放几百万吨TNT炸药能量、能上天入地的 非白人 国家。 毛泽东提倡将中国医学发扬光大不是让今天的人重复古人已经做出的发现、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中药是一种古老的药物形式,来自自然。中医的机理缺乏现代科学的解释,而是停留在观察、直觉或者灵感阶段。 毛泽东赞扬中国医药学不是叫人一头扎进古代书堆中死记硬背、墨守陈规,而是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化学以及分子生物学来挖掘中药的潜力,更佳地发挥中药的效能。青蒿素不是翻古籍、种青蒿煮汤,而是用现代物理化学确定分子结构,然后人工合成。这就是古文明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中国革命也是如此。那些只会死背西方思想、完全听令于西方的失败了,那些抱着中国封建残留不放的也失败了。 将现代科学辩证地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活学活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中医要发展必须掌握 毛泽东思想的活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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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文化自负是文明的要素
热度 8 岳东晓 2012-10-4 01:29
(评《人民日报》对中西“侠”道的诠释)那种《卧虎藏龙》式的侠代表的是被动、迂腐、狭隘、礼教与死亡,毫无活力与生命力,是台湾岛残留的封建糟粕,属于被淘汰的东东,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汉文化与汉文明。美国电影里的侠代表的是主动改变世界,代表了进化与进步,反映了文明的基本特征:扩张性的传播。 中国从毛泽东开始就已经抛弃愚昧、虚伪、死气沉沉的孔老二,以及满清奴役所带来的奴才心理,走向了放眼世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重领世界文明风骚的道路。在朝鲜,我们不是坐着等,而是主动出击,迎战16国联军于清川江、长津湖,陷汉城、渡汉江,打得联合国满山跑。这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的侠道。为了维护东亚和平与秩序,为了中国的安全,为了罩着朝鲜这个传统保护国与中国势力范围,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主动进攻。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科学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这个胜利是建立在扬弃迂腐、呆滞、过时、被动、原始的非科学、非逻辑的思维基础上。 要恢复汉文明的光荣,中国人必须消除满清近三百年种族奴役带来的基因退化,唤醒我们先秦、秦、汉祖先留下的记忆。十六年前,我在《从汉征匈奴看中日关系》一文中引用陈汤征服匈奴后的名言,绝非宣扬狭隘、偏激的面子主义,而是诠释汉文明固有的绝漠远征、封侯万里之外的传播特征。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处在同一历史时期,代表了东西文明的顶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西方,那个光荣的时代被叫做PAX ROMANA;同几乎同时的汉代则称为 PAX SINICA。 今天的美国文明传播于世界,是罗马帝国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中国能否恢复汉代祖先的光荣,重建PAX SINICA,取决于我们能否彻底排除数百年沉寂所带来的退化,恢复祖先赋予的优质基因,文有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性情,武有卫青霍去病陈汤的果敢,科技创新如蔡伦张衡,继承发扬毛泽东思想,重新走上进化、进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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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回答VANO,为什么是左派
热度 12 岳东晓 2012-8-6 16:00
VANO在评论中说:” 有网友认为老岳是左派,有网友认为老岳是极左派“。 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基本概念---那就是左右的定义。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 中国更早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左右的选择。当年周勃就对汉军发出号令:支持汉室的左袒,支持吕氏的右袒。如果我是一名汉军士兵,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左袒。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左派【 在 政治 中是指支持改變傳統 社會秩序 ,創造更為 平等 的 財富 和基本權利分配。 】但是在现代,左右的区分已经变得非常复杂 ,存在以”公民自由”为核心为左,以“经济自由”为右,革新为左,保守为右,平等为左,自由为右,等等的区分。如果按照这些定义,我可能不左、不右,而是相信科学能使人们走出愚昧,走向富足与进步。 当然了,对于出自文革,带着那个时代印记的老中们来说,左右的定义也许就是根据否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否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理由上的差异。支持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有可能是单纯出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可能是纯粹出于民族与国家利益。 举例说明,杨振宁是一个在旧中国接受教育,然后在美国发展的杰出科学家。他对毛泽东的崇敬显然是出于民族国家利益。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领导人民军队,用武力否定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了土地改革,使中国人民推翻所谓三座大山,摆脱了贫困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确立了中国的安全。这一点是毛泽东之前的人都没有能做到的。蒋介石政权不但对中国的工业化几乎没有任何贡献,直到最后还在丧权辱国,放弃外蒙,允许苏联在旅大驻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后,这一切都改观了。 任何一个有点民族自尊的人在比较之后,都会毫无疑问的选择支持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用毛自己的话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同样,对于毛泽东建国后的评价,很多人也不是根据政治或者少数人所受到的冲击,而是民族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在某些时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走出困境,必须牺牲某些个体的利益。土地改革是如此,新中国的某些举措也是同样。从历史的角度,新中国在1949年到1976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这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简单的事实。任何企图彻底抹杀这个时期的进步的企图,都只能建立在对历史的扭曲之上。 如果说左就是站起来,而右是跪在地上继续当洋奴、与中国人民为敌,我想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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